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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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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里说的是正常情况,现在的情况一点都不正常。你参谋本部早不成立,晚不成立,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成立第6军,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因为仗打输了。
  仗打输了,谁不恼火?都恼火,关东军做着梦都想扳它一局,要不然老植田瘸着腿去前线干什么?可大家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扳回局面的时候,参谋本部却突然使出阴招,通过成立第6军,隔开了关东军对第23师团的直接指挥。
  从植田本人到辻政信等参谋,对此无不是既愤慨又伤心:这分明是对我们不信任,有意给我们难堪啊!
  关东军司令部感觉自己掉沟里了,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增设第6军只是难堪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
  怪现象
  参谋本部把原先曾随矶谷来长春担任“监军”的两名参谋又派了过来,调查是不是要对苏联空军轰炸富拉尔基江桥作出报复。
  这还是第三次诺门罕战役发起前的事,而且参谋本部早已答复,说是要“注意隐忍”,关东军司令部的人为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监军”询问辻政信等人的意见时,他们就老实作答:当然得报复啊,如果能够轰炸蒙古机场,起码还可以减轻地面部队的空中压力。
  询问完了,两“监军”到诺门罕前线视察了三天,然后起程回国。
  1939年8月7日,参谋本部给关东军司令部来了电报,说已经同意轰炸蒙古机场。
  这封电报顿时引爆了关东军作战课,参谋们全炸了,房梁差点没被他们给掀下来:早点不说同意,非让我们“隐忍”,现在我们拿什么去炸?
  经过第三次诺门罕战役,轰炸机和战斗机不知毁损几多,要炸的话,起码得经过两周的补充才行。
  最让参谋们恼火不已的,还是参谋本部前后态度上的巨大反差。当初提出要轰炸蒙古机场时,关东军司令部曾郑重其事地打了请示,可是却遭到参谋本部的一口回绝,现在来了两个“监军”,装模作样地一问一看,走马观花,事情竟然就成了。你们这不是在侮辱关东军司令部和植田司令官吗?
  有人也在暗中揣测,参谋本部前紧后松,与增设第6军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事也没有证据,只能打打肚皮官司。
  似乎参谋本部的措施真起了作用,荻洲上任四天后,苏军忽然停止了每天例行的进攻,不过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辻政信和以往一样,经常以一个作战参谋的身份,越权跑到前线来指手画脚,根本就没把各个联队长甚至是第6军司令官放在眼里。荻洲对此非常生气,曾对身边的人说:“违反军纪的幕僚中,最厉害的要数辻政信,随便到第一线指挥部队,这算什么,要撤他的职!”
  自然,这也是气话,以辻政信在关东军中盘根错节的关系,又岂是他荻洲能撤得了的。
  辻政信是热心得过分,小松原和其他将领的态度却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对荻洲一直敬而远之,若即若离,荻洲在前线就找不到可以交心的人。
  荻洲自己对打仗的事也慢慢冷淡下来。在他上任前后,苏军一共进攻了八天,八天后,便开始修筑永久性过冬工事。
  当看到日军士兵受累于天气炎热和缺乏饮用水时,荻洲由此及彼,明白了苏军为什么要准备过冬,因为眼前的酷热和缺水,同样是苏军作战时难以解决的严重桎梏。
  不久,有人从阵地上捡到一本飞机散发,供苏军官兵阅读和使用的册子,名字叫《战士防御须知》。看完这本小册子,荻洲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即苏军不会再进攻,只会实行防御。
  有时空中侦察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信息,说看到苏军运输车队在行动,而且使用的全都是载重汽车,这说明先前参谋本部向关东军提供的情报不假。
  荻洲点点头,看来朱可夫确实有可能启用大兵团作战,不过正如前面分析的,苏军即便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也得等到明年春天。
  对苏军车队忙个不停,荻洲给出了一个他认为完全合理的解释:诺门罕的冬天极为严寒,这里的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度,要想在诺门罕过冬,当然需要大量的御寒物资,一点不奇怪啊。
  小松原等人在其他事情上可能与荻洲不和谐,但在敌情判断上,双方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老毛子在“八天攻势”未果后,已经准备像北极熊一样趴下过冬了。
  日军的补给速度本来就极其缓慢,荻洲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储足物资后再组织新的攻势。
  关东军司令部也在窥测苏军的动静,他们还特地施展特种情报技术,对苏军的无线电联络进行了窃听和截取。
  作战课调集破译专家,准备对电码进行破译,但实际上这些电报根本就不用破译,因为全都是一些明码电,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抱怨缺少修建阵地的施工材料,以及水泥质量不过关,要求调拨相关器材,有的则说是阵地上水不够了,请求紧急供应饮用水。
  辻政信等人陆陆续续去前线进行了侦察,侦察的结果似乎验证了电码内容。哈拉哈河东岸,苏军全在专心致志地修建过冬工事,时常能听到士兵打桩的声音,而在哈拉哈河西岸,除了运输车队运送“御寒物资”以外,白天几乎见不到苏军有任何动静。
  大家都放松下来,只有参谋本部情报部的那些“兔子”们仍竖着耳朵,瞪着眼睛。
  关东军司令部截获的电文被他们要了过去,情报参谋不像作战参谋,怀疑一切和审查细节是他们的职业习惯。看过电文,这些情报参谋颇感疑惑,认为前线电码不加密本身就是个怪现象。
  难道是施工材料实在太缺乏,饮用水实在太紧张,弄得电报员连编密码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是因为在不毛之地作战,通讯纪律开始松弛?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前面两种假设都不存在,那么很可能是苏军在有意识地拍发假电报。
  问题是,苏军为什么要造假呢?
  真假情报
  答案都装在朱可夫的肚子里。
  松本的父亲告诉松本,不要撒谎骗人,这条戒律在战场上尤其指挥高层并不适用。
  朱可夫不是经常撒谎骗人,但必要时他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可以做到极致,早在制定进攻计划的同时,他就制定了各种迷惑战术。
  苏军建有专门的无线电干扰部队,在第三次诺门罕战役中曾建有奇功,战役结束后他们便奉朱可夫之命,停止了对诺门罕地区的通信干扰,否则关东军又怎么可能截获到电文?那些明码电文不用说,全是假的,为的是让日军相信,苏军将会老老实实地过上一冬。
  此外,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散发小册子,也都是朱可夫有意为之。
  除了命令施工队不停地修筑工事,以便让日军“眼见为实”外,朱可夫还把一架大功率的音响设备运到前方,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只放一个内容,就是模拟打桩的声音,刻意营造大修工事的热闹氛围。
  这些都是故意散布的假情报,你要从苏军手里得到真情报,那就比较难了。
  朱可夫制定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反攻计划在前线只有五个人知道,分别是朱可夫本人、军政委尼基舍夫、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战部部长,所有战役计划、命令、口令、文书,统一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员负责打印。
  朱可夫规定,一直到大反攻到来的前两天之前,所有部队一律不准进入进攻出发地域,需要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的指挥官,必须要换成士兵着装。
  1939年8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拟订了“诺门罕事件处理纲要”,在“纲要”中,提出要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成果”,同时借机摧毁苏军战力,以便使“敌人野心破灭”。
  在假情报的蒙骗下,植田、辻政信这些人真的以为苏军要过冬了,他们还准备趁苏军过冬麻痹时,给以突然打击哩。
  辻政信随即带着“纲要”,到前线与荻洲、小松原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于8月24日对苏军发动攻势,以组织“第四次诺门罕战役”。
  1939年8月13日,在小松原的陪同下,荻洲巡视了诺门罕一线战场,他仍然没有发现苏军有主动进攻的任何迹象,于是第二天就动身去了海拉尔。
  “第四次诺门罕战役”还早,荻洲在海拉尔要处理的,是小松原给他遗留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辎重人员、车辆不足,以及一线士兵老是喝不上水等等。这些问题过多过滥,够荻洲折腾上一阵子了。
  关东军的眼睛被蒙住了,唯有参谋本部情报部仍对那些假电报持有疑问,他们还侦察出,苏军在博尔集亚到蒙古之间铺了铁路,只是列车是否已经通行,具体情况尚未掌握。
  1939年8月13日,就在荻洲巡视战场的当天,情报部向关东军提供了一份敌情判断,对已集结于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兵力做出了推测。
  朱可夫一直在运兵,关东军始终侦察不到,仍然是因为迷惑战术在起作用。
  所有即将投入反攻的部队,都是利用晚上或恶劣天气,才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从大炮到坦克装甲,以及其他一些军用器材,都采取了伪装分散措施,上面盖有用草木编成的伪装网。
  尽管如此仍免不了会有些动静,尤其是坦克部队,动静更大。朱可夫就出动轰炸机编队,通过编队的低空飞行,来掩盖坦克的嘈杂声,同时前沿值班部队也经常利用小口径机步枪进行连续射击,以分散和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到反攻发起之前一连十几天,前线的坦克越来越多。朱可夫索性拿出一些坦克,拆掉消音器,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使日军逐渐习惯苏军的坦克声音,一方面继续为隐蔽中的坦克群打掩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日军在正式反攻时摸不准苏军的进攻方向。
  在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敌情判断上,揭示了朱可夫偷偷运往前线的兵力概数:步兵营30个,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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