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集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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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群在宜昌重组鄂西特委，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镇压土豪劣绅，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对付敌人的“清乡”。经过半年多的斗争，苏区已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各县相继建立。1929年2月后的4个多月作战，使洪湖西岸、白露湖畔、石首的江北部分和华容东山苏区初步建立起来，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总参谋长。总队建立政治部，中队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中队建立党、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8、9月，敌调集兵力对洪湖地区和监利、沔阳地区进行“清剿”，段德昌率第1、3大队于洪湖沿岸地区，周逸群率第2大队于江陵、石首、华容地区活动，均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进行游击作战。11月24日，我第2大队全歼石首的小河口之敌300余人，我第1、3大队击溃敌1个团，歼灭1个连。尔后，游击总队向江陵发展，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使江陵、石首、监利、污阳大部分地区和华容的部分地区成为苏区，原来被分割小块的苏区基本上连成了一片。12月下旬，中共鄂西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继而又改编为第6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旷继勋接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员。1930年初，鄂西红军夺取了苏区内敌占城镇，建立了江陵、潜江、沔阳、监利、华容、石首6县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游击区域发展到17个县境，并建立洪湖苏区统一政权。
中共鄂北特委将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部分农民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游击于襄枣宜边界地区，并在该地建立革命根据地。1930年4月，中共鄂北特委重组了鄂北红军游击队第13大队。5月，第13大队相继攻占了襄枣宜边界和钟祥北部大片地区，7月，扩编为红军第9军第26师，张香山任师长，余益庵任党代表，襄枣宜苏区建立。1929年冬，中共巴（东）兴（山）（秭）归县委组织扩编了鄂西游击大队。尔后，游击大队整编为红军独立第49师，刘子泉任师长。同时，巴兴归苏维埃成立，苏区基本建成。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区，亦称闽浙赣苏区。
1928年冬季，由弋横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第2军第2师第14团第1连（以后扩大为2个连），建成了以戈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苏区。
1929年4月，红军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8月，贵溪、余江、万年的党组织发动几万农民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红军第7连。10月，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分地区和上饶西北的部分地区成为巩固的苏区，并同新辟的贵溪、余江、万年苏区连成一片。10月1日，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此时苏区纵横各约200里。1930年2月，红军独立第1团利用江西敌军集中赣南对付红4军之机，积极向外发展，使乐平、万年东部地区成为苏区；1928年10月，闽北崇安县党组织在东北乡的上、下梅等地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地区纵横达百余里，随后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将游击区扩展到浦城、建阳等县，同信江苏区和红军的斗争相呼应。1930年1月，闽北游击武装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团。赣东北、闽北两苏区统一由信江特委领导。7月，信江革命根据地和闽北革命根据地合并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将红军改编为第10军。1931年9月，中共赣东北省委和苏维埃政府成立，唐在刚任书记，方志敏任主席。1932年12月，赣东北根据地扩展到福建崇安，浙江开化，江西戈阳、横峰，安徽的婺源等20多个县境。接着，赣东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改称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川陕革命根据地
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乘四川各派军阀在四川西部混战之机，由陕西省南部进入川北，并攻占通江城。1933年1月，又相继占领南江、巴中城。2月，在通江成立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袁克服任省委书记，熊国炳任政府主席，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创立。从2月到10月间，红4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下，与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取得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战役的胜利，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根据地范围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达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宁强、镇巴，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500余万，红军也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创建了闽浙赣、湘鄂赣、湘赣、陕甘、湘鄂川黔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中央及各地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严重地威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策应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开展，并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做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1927。8—1937。7）
古田会议决议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28日和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9个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和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4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肃清了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红4军党内在建军原则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一直未得到解决。1929年10月22日，红4军前委收到党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在信中，党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4军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要求红4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接着，前委根据党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决定召开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并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
“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作“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
“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党的各级会议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何种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
“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该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27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决议”从红4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
“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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