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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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争议历来很大。他是状元出身,且能位极人臣,不能说他无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贪,二是没有原则,怕负责任。不过,崇祯帝却对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并说什么“朕以天下听先生”之类的话。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还向周延儒等3位阁臣深深作揖,说:“宗社安危,惟诸先生是赖!”真可谓是宠信之极,无以复加!崇祯帝对周延儒的态度,又是其用人太骤的一个生动例子。
事实上,周延儒也无回天之术。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旧布新之举,颇得声誉。但时间一长,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渐渐便有人弹劾周延儒了。但崇祯帝根本听不进去,仍一意姑息。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抗击清兵,却又不敢交战,事后还谎报军情。崇祯帝不问真假,竟要给他加太师衔,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当得知真实情况后,崇祯帝恼怒之余,要予以严办,不久却又改变主意,让周延儒坐驿站车马回家,还赏路费等。不过,崇祯帝最后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杀。
崇祯帝之所以能如此宠信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能迎合崇祯帝的心意,讨得崇祯帝的欢心。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就十分喜欢这般能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之人。相反,对那些敢于发表意见的忠谏之臣,崇祯帝就不太喜欢了。
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当他真遇到忠诤之臣时,便是另一副嘴脸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宗周和黄道周两位直臣的遭遇。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得罪了魏忠贤。魏氏对他还算客气,仅斥之为“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帝登基后,他被召回做了顺天府尹。上任之后,他竟斗胆上疏,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崇祯二年(1629),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用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
到了崇祯八年(1635)七月,吏部奉旨推举孙慎行(不久病卒)、林和刘宗周3人入阁,由皇帝作最后定夺。在崇祯帝召对时,刘宗周竟不分轻重,再次当面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他要崇祯帝以收拾人心为本,御外以治内为本,并说如能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则天下自平。
平心而论,刘宗周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刘宗周竟能在大家不敢讲话时直抒其言。对此,崇祯帝即使不舒服,也不应该报复。但崇祯帝最终还是没有让刘宗周入阁,而是改授工部左侍郎。在崇祯帝看来,他这样处理,充其量只是一种警诫,算是很有涵养了。
第七章 深谷寒风亡国之君(2)
没想刘宗周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个月后,刘宗周竟又上了那篇有名的《痛恨时艰疏》,其措词之激烈,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他竟敢指责崇祯帝不懂圣王求治之道,所作所为不得要领。接着,他又要求崇祯帝不要轻改成法,当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之心等等。言下之意,就是崇祯帝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崇祯帝看到奏疏后,开始是怒不可遏,决意严惩。最后他虽放过了刘宗周,但心中已生厌恶之意。此年十月,当刘宗周再次上疏,指责皇帝重用宦官及内阁无能时,崇祯帝便再也无法忍受了。刘宗周终于被罢免。
到崇祯十五年(1642),被崇祯帝认为是清正敢言却无用的刘宗周,再次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没想到上任不久的刘宗周,又与崇祯帝顶撞起来,再次丢了官。
当时,给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开元因得罪了崇祯帝,被下了诏狱,密旨拟处死。刘宗周则认为言官以言语获罪而被下诏狱,本朝尚无先例,也有伤国体,于是便联络群臣奋起救援。在崇祯帝召对群臣时,刘宗周与崇祯帝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结果是姜、熊二人保住了性命,刘宗周却再次被罢免。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任皇帝经筵展书官,后因与魏忠贤有矛盾而致仕闲居。崇祯二年(1629),黄道周被重新起用。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因上疏攻击周延儒、温体仁而被崇祯帝解职。
崇祯九年(1636),黄道周再次被起用。至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当时已是日讲官、少詹事的黄道周,与杨嗣昌等一起被廷推为阁臣,由崇祯帝作最后定夺。崇祯帝圈定杨嗣昌等人入阁,却把呼声很高的黄道周排除在外,颇出人意料。不久,黄道周便连上3疏,分别攻击杨嗣昌夺情恋位、陈新甲(原为逆案中人,由杨嗣昌重新起用)走邪径、辽东巡抚方一藻主和议等,措辞相当激烈。
崇祯帝则认为,黄道周此举,是与他未能入阁有关。于是,崇祯帝便把他下到吏部,由吏部议其外遣。不过,崇祯帝在不久后召见内阁及部院大臣时,又与黄道周发生了激烈冲突,从中不难看出崇祯帝对清流的心态。
当时崇祯帝责问黄道周说:“凡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你的三个奏疏是在你廷推不成(没有入阁)后上的,这能说是无所为吗?”
崇祯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你黄道周上此3疏,是有所为而为者,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你未能入阁之怨气。
没想到黄道周立即反驳道:“天、人止是义、利,臣心为国家,不为功名,自信是无所为!”
崇祯帝反问道:“上个月陈新甲被起用时,你为什么不讲?”
黄道周随口就说:“当时御史林兰友、给事何楷都已上疏弹劾,我与他们是同乡,担心涉结党嫌疑。”
崇祯帝反唇相讥:“难道现在就无嫌疑?”
黄道周接着便说:“天下纲常,边疆大计,今天不讲,后面就无机会,并不是出于私心。”
至此,崇祯帝已不想再与他争下去,便教训道:“清固美德,但也不可过分。”
未料黄道周仍不依不饶,把矛头直指杨嗣昌,说他是不孝不悌。杨嗣昌正在走红,哪里能忍受这种言语,便愤而出奏,称自己是先国后家,并反过来指责黄道周说:你黄道周的道德学问,本人向来钦佩,而你却自称不如郑鄤,还谈什么纲常伦理!
杨嗣昌的原意,也并不是说黄道周不如郑鄤,而是说你黄道周人品学问,都到了为人宗师的分上,却仍说不如郑鄤,那么你那套纲常伦理还有什么谈头?
郑鄤何许人也?郑鄤,武进横林人,其父郑振先、叔父郑振光都是进士,外祖父是大学士吴区闻,岳父是大宗伯孙淇澳。他本人18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选庶常,揭大珰,一时名气峻峭而鸿远。他的后母,是大学士吴宗达的妹妹,性格暴烈,经常虐待奴婢。郑鄤实在看不下去,便求助迷信,整治了她一下。这就是所谓的“郑鄤杖母”事件。此事后由吴宗达向朝廷揭发,没想到却被温体仁利用,并以此来攻击郑鄤的好友、大学士文震孟。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郑鄤被下了诏狱,至崇祯十二年(1639)被凌迟处死于北京。黄道周曾与郑鄤交游,并说过自己的文章不如郑鄤,以示谦虚。没想到此时被杨嗣昌抓住把柄。
听杨嗣昌这么一说,崇祯帝记起了此事,便责问黄道周:“古人之心无所为,今见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说。古之邪说,别为一教,今则直附于圣贤经传中,系世道人心更大。你还说自己不如郑鄤,是何道理?”
黄道周反驳道:“我说的是文章不如郑鄤!”
崇祯帝穷追不放,黄道周则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坚持说杨嗣昌、陈新甲不对。崇祯帝最后竟举出少正卯被诛之事,来影射黄道周。黄道周大声抗辩:“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无一毫私。”两人顶到这种分上,都有点下不了台。崇祯帝大怒之下,叱之退下,候旨发落,哪里会料到黄道周会大声争辩道:
“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
崇祯帝听罢此话,也盛怒之极,竟挖苦道:“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
黄道周一听皇帝竟说他奸佞不正,便跪下抗辩道:
“臣敢将忠佞两字给皇上剖析清楚。如果在君父面前,独立敢言算是佞的话,那么在君父面前谗谄而谀岂不是忠?!忠佞不别,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崇祯帝再次喝令黄道周退下。最后,崇祯帝将黄道周连贬六秩,外放江西。崇祯十三年(1640),余怒未消的崇祯帝,又将黄道周及举荐黄道周的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党邪乱政”、“徇私”的罪名,一起逮至京师,杖打80,并下了刑部狱,并重罚了那些试图为黄道周辩解的官员。
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学问道德,为天下共推。他们的言行,或许过于激烈,有时甚至很是迂腐,但他们的忠直、负责精神,正是当时官场上所缺乏的。如能用好这些人,则不仅为文官集团提供了榜样,更能鼓舞人心,激励正气。更何况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正切中时弊,如能依此而行,于朝廷当大有裨益。
平心而论,崇祯帝也知道刘宗周、黄道周等是操守、学识俱佳之臣,也希望能重用他们,能帮他力挽狂澜。但君臣之间,最终不仅未能和谐相处,同舟共济,反而弄到这般田地。究其原因,固然有双方性格、观点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症结仍是崇祯帝的治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