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系对于此事有特别兴趣的西人询问真相，一切怀疑即可消释。前星期六日方发言人在新闻会议席上表示巧妙的惊奇态度，可以看出日方确乎明了其自身的行为，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方并无把握事实的诚意。中国人不准去视察他们的财产；外国人即使目睹掠夺中国人的财产，有许多真凭实据，也因为不是自己的事情，不愿卷入漩涡。
“但事实已为众所周知，而且有许多外国人的财产也同被牺牲，这些是无可争辩的。假使这些事实，不得不予以承认，那么，日方又将如何自圆其说？
“据说，日军当局曾正式命令日本居留民协会，准许侨民掠夺中国人的财产，以补偿个人所受的损失。我们只听到这消息，不知其详，日方发言人且加以否认。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搬取中国人财产的性质，究竟怎样。不过，搬取是事实，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并且知道日方如有诚意，不难加以阻止。目前的事实明白昭示：日方的行动和‘不没收财产’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
“没收财产一项声明，也许与移转财产所有权一事有关。但不管是中国人的工厂整个让给日方，或将工厂中的机械拆去，使空无一物，这一种行动所涉及的原则仍是相同的。尤其对于搬取可以立刻销售的现货如棉花之类，我们只能用掠夺两字形容。
“日方现已准许外国人自由出入虹口杨树浦一带，他们的财产今后或不致再受大规模的窃取。但中国人仍很难进去，进去以后，甚至仍不能察看他们所有财产的状况。在我们看来，日方利用这种局势是无可宽宥的，并且完全违背屡次宣示的立场。”
日方对于这些忠告正论，充耳不闻。二月三日的上海大美晚报再撰文加以抨击如下：
“日方不断剥夺中国人民的生活上的工具，这政策表示日方要整个消灭中国人民的愿望，此外，我们找不出解释。但这一种极端的见解，就是最猖狂的日方发言人也尽量避免。
“上海战区总司令松井大将和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曾慷慨解囊，捐款救济上海的中国难民，其他有地位的日本人也屡次宣称日本对于中国人民并无嫌隙。这证明他们并不赞成上述的见解。
“可是，虹口和杨树浦一带的外国人，每天看见日方搬取中国厂家的机件，禁止业主和工人前往探视。
“日方所搬取的，并非限于损坏厂屋内的损毁机件。这一种没收的手段，虽不合理，但比掠夺完好无缺的机械，其性质是较不严重得多了。后面一种行动，事实上等于抢去饥饿工人嘴边的饭碗。这些工人已经失业很久，今后因无处工作，将永远挣扎于死亡线。
“这是劫掠行为，毫无疑义。当虹口杨树浦等处开放以后，大家都失去了工作的凭藉，劫掠行为的结果将使无辜的平民妇孺无以 为生，这影响就更为可怕了。
“如有任何理由可以替日本方面的立场辩护，我们很愿洗耳恭听。第一点我们要问：有人怀疑这些事实吗？第二点我们要问：如果这些确是事实的话，日本缺乏钢铁的理由，可以减轻这种劫掠行为的罪状吗？我们知道这种劫掠行为，绝不能决定战局，对于可怜的工人却是致命的打击呵。”
上海以外各处所受破坏和劫掠的实际损失，以前几章曾约略提及，但迄今尚少统计的数字可供参考。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士评论周报增刊，曾有下列的记载：
“……上海是扬子江三角地带最重要的一个都市。上海损毁的情形，异常惨重，上海以外无数的城市村镇，其损毁的情形，却也如出一辙。在上海周围的一百哩内，不下十二个大城市，五千万以上的人口。这些城市都受到绝大的破坏，至于较小的市镇和村舍，其损毁的情形，更无从统计。距上海约一百哩的无锡，本来是一个工业区，有人口九十万。所有工厂建筑，因日机的猛烈轰炸，或损失甚巨，或全部被毁，其中最重要的有几家面粉厂，一家纱厂，一家电厂和一家设备非常新式的丝厂。嘉兴是浙江省的一个丝业中心，原有人口四十五万，现已变为死城。二十万人口的松江，差不多仅余灰烬。古老而殷富的苏州，原有人口三十五万，日军占领该城时，只剩五百人了。”
某西人曾驾汽车完成上海无锡间的旅行，经过太仓、常熟、苏州、昆山等处，投函字林西报，报告情形如下：
“沿路所过之处，庐舍全毁，未见一鸡一鸭一鹅。农民耕种田间，并有许多乡人在日军监视之下修理路面，被毁的桥梁也已完全恢复原状了。
“东亭是无锡的一个热闹市镇，几无一屋一椽，损害的情形最为惨重，乡民数人在瓦砾堆中寻觅残余的东西。
“无锡北郊被焚的市区，长约一哩，只有一家纱厂幸免。许多丝行和仓库，同归于尽。从车站到城门口，旅馆、商店、货栈和住宅，均付之一炬。车站和城垣，都变成了废墟，各种电线都断裂落地。
“进城以后，破坏的情形同样严重。无锡的房屋被焚者至少在半数以上，包括从城中到北门，以及从北门到大洋桥的整个商业区。和运河并行的城南大街，约有一哩长的市廛，化为焦土。工业中心和粮食要站的无锡，现在是完全陷入瘫痪的状态了。”
本书所引目击者的叙述，证明日本军官和士兵，实行劫掠放火的事情，并以军用卡车装运攫取的赃物。日军所到之处，日本浪人也接踵而至。据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密勒士评论周报载称：“在日本皇军控制区域内中国人和外侨的财产，遭遇有组织的掠夺，这一种浪人，即军队的寄生虫，应负一大部分的责任。日本无纪律的军队在南京、苏州、杭州、芜湖等处，实行奸淫抢劫和屠杀，所谓浪人则向许多的镇乡村，尽量发挥其兽性，将中国人逃难时遗留下来的各种值钱的东西，搜刮一空……
“中国沿海各处，尤其是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很多纪念碑，纪念过去击退海盗保卫地方的军政长官。南通山上就有这种性质的纪念碑一块，碑文略谓多年以来，扬子江下游海盗横行，幸赖某某将军奋勇挫贼，故特建碑以纪念之。那时的海盗，就是日本，就是所谓倭寇。沿海各处同样性质的纪念碑，都是表扬驱逐倭寇的胜利的。这一次日本侵略中国沿海省份的暴行，实与过去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不管日方如何宣传‘圣战’，‘大亚细亚主义’，‘经济合作’或‘反对共产主义’，事实终于是事实，日本这一次的对华战争，照公认的意义讲，并非真正的战争，而是过去海盗行为的重演，不过规模更为广大而已。日本对华战争的特征，是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如果日本确有意思要调整两国的邦交，解消久悬的纠纷，帮助中国民众改进政治经济状况，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就不应该这样放纵军队和浪人摧残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二十世纪的文明国家对于弱小邻邦，应具博爱和人道的精神，日本目前的各种行动，决非文明国家的正常表现，却显示出日本仍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传统观念和野蛮思想所麻醉束缚，一如十九世纪欧洲帝国主战国家盲目推行殖民地政策。
“日本人往往自诩对于中国历史富有研究，实则日本的天皇起源说，就是袭取中国周代（纪元前一一○○年到前三百年）的政治理论。周王伐纣，‘受命于天’，就是这种政治理论的骨干。日本虽然袭取了中国政治理论的术语，却未能了解中国政治哲学的精髓，即：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暴。世界的历史昭示我们，武力的统治决不能长久维持，日本却不折不扣采取这一种手段，想把全中国分裂为许多傀儡小组织，而由军队加以控制。日本经过了长期的准备，虽其军事上的实力优于中国，但无法阻止军队的劫掠暴行，使胜利成为劫掠暴行的别名。中国文化和政治哲学之所以能够永存不朽，实因中国人民普遍相信统治者‘受命于天，为民造福’。日本一方面向全世界宣扬对华战争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失去了约束的士兵和浪人却在行动上给予全世界以这样的印象！整个行动不过是恶魔的一种阴谋而已……”
以有组织的步骤来破坏、劫掠并焚毁中国人的财产，从新式的工厂到农民的茅屋，这是日军在华恐怖行动的另一方面。日本是以这种方法来“膺惩”“顽强的中国政府”和“无纪律的中国军队”的。
第三部分 劫掠·屠杀·奸淫第18节 几点概括的观察
在前几章内，作者致力于搜集目击者所提供的直接叙述，以及若干通讯社和报纸的记录，尤其是目击者所提供的直接叙述，构成本书的主体。作者根据这些材料以及过去三十年间在远东的个人经验，在这最后一章内，表示几点概括的观察。
关于日军侵略中国，占领扬子江三角地带，以及最后占领南京的种种暴行，全世界的报纸都以显眼的地位登载。不过，关于奸淫掳掠残虐野蛮种种暴行的报告，是否能够从最可靠方面，获得目击者的直接叙述，来源确鉴的照片和正式的文件加以证实，这是一般人所欲提出的问题。
本书的正文及其附录，包罗种种暴行的具体材料和凭据，因此，本书出版以后，所有怀疑皆可一扫而空了。
但列入本书的许多材料和凭据，仅足以代表日军侵华整个暴行的横断面。为了篇幅上的关系，许多宝贵的材料，作者不得不忍痛割爱。所以读者须明白记取，本书内所搜集的材料，其范围仅限于若干较大的城市，且有中立的外国人身历其境。在被占领的整个农村区域内，发生同样情形，直接影响着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这情形也“罄竹难书”。此外，对于日军如何以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来破坏中国的工业，摧残文化机关和医院，焚毁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