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回七九当农民-第4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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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德望和王平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年轻县长又是在卖什么关子？这和县里面的乡镇企业缺乏技术力量又有什么关系哪？！
吴永成也不吭气，只是微笑着望着他们两个发呆的表情。他不能把什么事情也直接给他们都包办了，有的时候，只是给他们一个启发。他也得通过各种办法来培养一批得力地助手们，要不然，事事他都一一躬亲，下面的干部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不动脑子、光会唯唯诺诺谈话的奴才们了。
“吴县长，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到外面去招揽技术人才？”王平到底办公室呆了多少年，也能揣摩出领导们地一点心思。他试探着问吴永成。
“对。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从外面招揽人才。”吴永成肯定了王平的猜测。接着进一步借题发挥：“我们县才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过要‘搭台唱戏’。可是现在台子搭起来了，让谁来唱戏哪？自然是请能人来唱戏了，这里面的能人除了有一定经济实力地以外，就是那些有技术能力的人，他们才是发展乡镇企业的主角，是中坚力量。”
“唉，咱们从哪里能请来人家有技术的能人哪？有本事地，都在大城市的那些国营大厂里，架子那可是大着呢！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别说是到那些乡镇企业了，就是咱们县里地国营企业，也不一定能分到几个。”王平有些泄气了。
“当年毕业地大学生就是能分下来几个，这会儿也不赶趟了。咱们就要从那些大城市地大厂矿中的那些工程师中想办法。”吴永成再次给他们点明了思考地方向：“‘星期日工程师’你们知道吗？这件事情，在前几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可是反响很大的。嗯，我记得好像是发生在一九八二年的事情吧，当时，我还在北京上学。”
一九八二年的事情？牛德望、王平两个人再次相望了一眼，同时摇了摇头：都过去几年的事情了，谁还能记得那么清楚！又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
可吴永成就偏偏记得，他也是在上任县长的这个职位以后，要大力兴办乡镇企业，这里面当时他就考虑到了技术力量的问题。凭着前世的记忆和读大学时看过的那些报纸，想到了那个“星期日工程师”事件，在八月份的时候，还专门跑到县档案局专门翻阅了当时的报纸。
当时的中国，国内的科技人员号称有800名，其中三分之一的人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苏、锡、常地区，因而占尽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
回顾“苏南模式”中七、八十年代萌芽和勃兴的大批乡镇企业，一方面催生了上海为数众多的“星期日工程师”的诞生，另一方面，它的发展，也正得益于这些短期流动的科技人
在现在的二十一世纪，“招才引智”已成为各地在招商引资的同时，加快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而科技人才的灵活流动，以及他们凭着提供自身的知识、和技术服务从需求方获取报酬，也早已是人们见惯不惯的常态了。可在改革初期，在将近30年前，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很多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是在偷偷摸摸的状态下，向乡镇企业提供服务并收获报酬的，这些在职人员往往是星期六下午到乡镇企业，星期日干活，周一又出现在原单位上班，史称“星期日工程师”。在“星期日工程师”现象中，科技人才的命运，也是值得关注的焦点。当时绝非个别的极端案例中，上海和武汉都有收取报酬的科技人员，被原单位告发，最后以“受贿罪”送上法庭并判刑。
人力资源状况，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有人说：经济发达地区正是占据了相应的优势，才有今天的成就；对于后发达地区来说，因为先天因素不足，如何吸引人才流入和留住人才，则面临着许多难题，又进一步影响了经济发展。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臭老九”们，虽然在一九七八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但是技术创造活跃和用武之地有限之间的矛盾，固守本职拿死工资、和业余兼职靠技术挣外快之间的反差，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也承担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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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工程师”直接获取现金报酬，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而远超过这些人基本工资收入的兼职得来的钱，不仅烫手，有的工程师还为此付出了坐牢的代价。
一九八一年底，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在担任上海奉贤县钱桥镇橡胶厂业余技术顾问时，开发出新产品救活了企业，却因接受该企业付予的3400元酬金，被以涉嫌受~时的“韩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发表《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掀起了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的全国性大讨论。最后，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无罪！
解决“韩事件”，表明了党中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心，表明了改革开放的鲜明立场和态度。在中央对“韩事件”定性之后，时任国家劳动部部长的赵守一，对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等问题作了答记者问，明确表示可以领取适当报酬。中央到地方各大报纸都对此事作了报道。知识分子八小时外从事第二职业成为合法。
“吴县长，说是那么说，可这不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吗？国家能答应吗？更何况，上海离咱们这里那可是隔着好几千里地呢！”
第三卷 崛起 第二百二十章 招才引智（下）
吴县长，说是那么说，可这不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吗应吗？更何况，上海离咱们这里那可是隔着好几千里地呢！”
不用看，吴永成也知道这是他的副县长牛德望的疑问。
嗨，真是个书呆子，怎么这么迂腐呀？！
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这是什么时候的政治口号了？还真给搬到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了！
古人云：吃一堑，长一智。可牛德望这位老知识分子，却是经过了那个动荡的岁月，却变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熊样了。
不过，吴永成知道，这也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埋怨牛德望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没有经过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人，是谁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心情的：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确大大小小的运动，把知识分子们是整惨了，所以至今他们还心有余悸。
“牛县长，看来平时你也是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了。”吴永成拿“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知识分子的一句名言，和牛德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个概念，可不能用在这个现象上，国家早在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已经给‘星期日工程师’们正名了，这是充分挖掘知识分子的潜能，把他们拥有的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这种事情，对于那些有技术在身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情：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下乡来，即有事情做。还能挣到钱补贴家用。面子上也很好看，要比他们窝在国营单位死不死、活不活的强多了。
至于你说到咱们离上海距离那么远、我们不可能请到那里的工程师来帮忙。嗨，我举那个例子，也不过就是给你们打开思路。咱们梁州地区、省直大企业里，就未必没有咱们所需要地技术人才呀？！何必舍近求远哪？！难道你也认为只有远来地和尚才会念经吗？？！”
牛德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对、对、对，还是吴县长想得远。我这个人就爱钻死牛角，把事情想偏了。我这就召集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落实布置这项工作。这下子。困扰咱们县乡镇企业发展的大难题也就解决了。”
“老牛，请那些有技术的能人们，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事情。”吴永成叫住了急于离开、准备去落实的牛德望副县长：“你把下面各乡镇企业中。缺乏的技术力量。立个详细地单子，看看我们县到底需要那些专业方面的人才，又可以在省内的那些单位找到。必要地时候。我和岳岚书记也能出面亲自去请人家。招才引智嘛，没有一点三顾茅庐地诚意，哪能引来金凤凰哪？！”
“吴县长，这种事情就由下面个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出面就成了，哪还用劳动你和岳书记的大驾哪？反正。那些技术员们闲着也是闲着，按照你刚才那么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给咱们帮帮忙，就能挣到一笔钱，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事情，估计也不费什么手脚。你们领导们每天地大事多着呢，还能顾得上料理这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王平不解地问。
“说是这么说呀，可是咱们J省毕竟是个内陆省份，无论是干部职工，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在思想观念上，和人家那些沿海城市差得远哪！”吴永成感慨地说：“特别是那些有技术的老知识分子们，多少年来养成的正统观念，一时半会儿那是不可能一下子转变地，你说他们肯放下架子、从人家那上千人、近万人的大厂中出来，来帮助咱们这里小作坊似地乡镇企业吗？
至于说到钱，嘿嘿嘿，君子困穷，安贫乐道，这是咱们老祖宗们几千年来留下的一种所谓的美德。也由此形成了咱们中国人特有的‘金钱铜臭’的思维定势。‘君子不言利’、‘君子耻谈钱’、‘重义轻利’等等，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干年来传下来的古训。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就有人称钱为阿堵物。这种变态的情结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最典型的就有陶潜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你说，要是让咱们那些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的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去请人家，人家会来吗？所以，有的时候，通过组织出面，反倒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至于你说这些事情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那你这个政府办的主任就更说得不着调了！
目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