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经-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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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着。
纵欲和禁欲看起来十分矛盾，尖锐对立，但往往又是互为因果的：性放纵所造成的社会恶果，使有些人否定了性，实行禁欲；可是禁欲是压制人性的，压力越大，反弹力就越大，所以禁欲的结果又往往是进一步的纵欲，甚至是畸形的纵欲。纵观西方性文化的发展，从古罗马的淫乱，到清教徒的出现、中世纪的黑暗，又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复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又反过来实行性保守，直到２０世纪又来个“性革命”、“性解放”，纵欲和禁欲总是这么反反复复、一脉相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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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到纵欲，人们就会认为这就是没有限制的性茭。其实，人之所以成为人，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性茭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原始的群婚杂交的条件下，也还是存在着性禁忌。禁欲和性禁忌有密切联系，但是也有很大区别，性禁忌是在某种情况下对性茭行为的限制，而禁欲则是对性的全盘否定。
原始的性禁忌是和性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原始初民们认为性茭有一种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对这种力量崇拜，也对这种力量畏惧，他们认为性行为会产生良好的结果，也会产生不希望的恶果，所以有时利用性行为去促成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如庄稼丰收、牲畜繁殖等），有时则禁止性行为以避免他们所畏惧的恶果，这就是性禁忌。
在古代，性禁忌的内容很多。原始社会没有什么法律，日常生活完全被习惯支配着，违反习惯的，都是禁忌。但是它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近亲相交的禁忌。这是一步步严格起来的，从限制父母辈和子女辈的性茭，到限制兄妹之间的性茭，到限制族内近亲之间的性茭，这是一个从群婚杂交向一夫一妻制转化的过程，在本书第三章已有详述。
生产活动和战争中的性禁忌。例如，在柯琴斯，人们认为妇女在酿酒期间必须杜绝性茭行为，否则酒会变酸。希腊的印第安人认为在他们远征之前必须戒绝性行为三天三夜，否则远征将以惨败而告终。南部非洲的巴比第斯和巴康嘎斯人把这个禁忌扩展到那些仍然停留在村庄里的人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相信猎人和水手在出发前一定要戒绝性行为，否则，不仅捕获不到猎物和鱼，还会有其他灾难如为野兽所伤或在海里淹死，等等。
宗教和祭祀活动中的性禁忌。除生殖节日外，几乎所有的宗教仪式都忌讳性茭。据热内·居伊昂在《性与道德》一书中的记述：当刚果的一名高级祭司为廉洁正义旅行时，他必须戒除性行为，否则就要遇上灾难。在阿萨姆，在举行宗教仪式之前，头目必须戒除与他妻子的性关系，否则宗教仪式在接近时会失败。在古希腊和古印度，凡参与宗教节日者，事前几天都要停止性生活。希伯来圣典也规定“近不御妇女”者，始可入圣殿，食供于圣殿内的圣饼。在１２世纪，教会特设一个刑池，里面混杂着铅片、沥青、松脂等物，凡已婚的男女在安息日。教会节日或禁食节还有性活动的，就抓到刑池受刑。
古人认为，在以上这些场合和情景下的性禁忌是至关紧要的。如果没有近亲相交的性禁忌，就不能很好地繁衍后代；如果没有生产活动和战争中的性禁忌，就不能保障这一代人的生存，如果没有宗教和祭祀活动中的性禁忌，那就得罪了神，那就会发生灭顶之灾和灭门之祸。
实行近亲相交的性禁忌，是有科学道理的，这是总结了“近亲相交，其生不繁”的经验教训的结果。至于在生产活动、战斗、宗教祭祀活动中要实行性禁忌，这都是认为性是危险的、污秽不洁之物的结果。塔希提人相信，如果男子于死前几个月完全杜绝性行为，那么死后就会立刻进入永久的宅第，不必行洁礼。希罗多德也说：“巴比伦人与妻子交媾了之后，往往即时起来焚香而坐，妻子也和他相对而坐，到天亮时他们就去洗澡，在未洗澡前不可接触日常用具。其他民族也遵守这种俗例。”
以上这些性禁忌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且不论其内容科学与否，它总是一种对客观世界和自身的思考，是对自己自然本性的一种控制，这表明人在性方面离动物界越来越远了。但是，认识上的偏差，特别是对性是污秽不洁之物的认识，在后世被扩大了，被利用了，从而造成了一千多年来禁欲、摧残人性的严重恶果。
性禁欲主义的思想在古希腊就有萌芽，尽管古希腊人奉行的是性快乐主义。这是因为，纵欲和节欲、禁欲总是联结在一起的，许多人纵欲，就有人产生节欲或禁欲的思想；在禁欲的强大压力下，又会使人们产生“尽情释放”的强烈愿望。
在古希腊，从伟大的荷马史诗的时代起，就借用一些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把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视为人类最高尚的四大基本品德。这里的节制，并不就是节制性欲，而主要是强调用理性控制情感、欲望，其中也包括性欲。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认为，为了避免由于妻室子女的不幸而引起的痛苦，最好不要娶妻。赫拉克利特看到，希腊许多城邦的青年男女放荡不羁，“彼此相爱的人也往往为了它而相杀”；在斯巴达，由于崇尚女色，武士们所受的纷扰比因敌军袭击所受的损失还要严重，他感愤于放荡纵欲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危害，曾经大声呼叫，必须消除人们过度的感情欲望，“扑灭放肆的东西急于扑灭火焰”。
第三章 人的性行为的扭曲 从纵欲走向禁欲2
德谟克利特虽然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与快乐，但又强调，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只追求感官的满足，而要善于节制感官的欲望，追求高尚的快乐。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也都主张节欲。苏格拉底强调，人不能受物质的引诱和情欲的控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要由理性统率，无耻、妒忌等情感，偷盗、奸淫等行为，都是恶；骄奢淫逸等现象都是社会病态。柏拉图更是主张控制情欲，他认为，各种各样的情欲、快乐和痛苦，都是孩子、妇女、奴隶和下层平民的本性，高贵的男性应当节制欲望，过超凡脱俗的禁欲主义生活。
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是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在欧洲统治了一千多年的性禁欲主义既和原始社会的性禁忌有一定的联系，也是古罗马帝国由于纵欲等原因走向灭亡的一个发展结果，纵欲走向了反面就是禁欲。
古罗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欧洲文化以至世界文化都有重大影响。在生活上，起初，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一样，奉行性快乐主义，这基本上是自然的、健康的、生气勃勃的，但是，对于古罗马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随着奴隶制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逐渐走向了反面。古罗马人（指自由民以上的人）有钱，由于剥削与寄生而有充裕的时间，又有大量的奴隶可供奴役，于是就日益沉溺于享乐、挥霍与纵欲，以后，人口锐减，奴隶起义不断兴起，外族不断入侵，古罗马文明之花不可避免地凋谢了。
有的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主要在于纵欲，这个论断虽然尖锐，但是并不太全面、准确，一个国家的衰亡在于其内部固有的矛盾（主要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激化的结果，性风气、性习俗只是这些矛盾的一个折射。不过，古罗马人的纵欲确实丧失斗志、体力，而且和人口锐减有很大关系，纵欲损害了许多人的性功能，纵酒过度和洗热水澡过度又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保存与活力；同时，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的性无能和女子的不孕症。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于公元１至２世纪传入罗马，流传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中间，罗马帝国先对基督教残酷迫害，后来又加以利用，于公元４世纪定为国教。早期的基督教反映了当时的奴隶和贫民对奴隶制度的憎恶，但又主张今世要忍耐、顺服，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在基督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正是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历史教训，因而一时容易被许多人所接受。
基督教一开始也并不是提倡性禁欲主义的，在其创立者耶稣的时代，作为中下层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暴政的一个政治团体和思想派别，它的教义主要集中在以神学面目出现的政治斗争上。对于性问题不太重视，其性道德也基本上是犹太教《旧约》精神的翻版或自然延伸。
基督教的性禁欲主义表现在《新约》、各种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中，它不符合充满着热爱生活的哲学的《旧约》，而《旧约》占圣经的大部分，并且被称为基督教的圣书。实际上《旧约》反映的是在父权制条件下犹太教形成时期人们对性的看法，这些看法同《新约》中宣传的观点有许多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之处。基督教性禁欲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性即罪”，提出肉体为恶，情欲为恶，而性又是其中最大的恶，是忠于上帝和拯救灵魂的最大敌人，这种观点和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的观念颇为类似。被天主教尊为“圣人”的圣保罗是第一个提出“性即罪”观念的人。
在《旧约》和四大福音书中提出了五类罪行，其中并没有明显地提出奸淫罪。可是，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中，性却变成头等罪行了：“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事情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呢？《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又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堂吗？”再往下，《新约·加拉太书》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