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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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搞不懂，我又没得罪过他们，干吗个个都要羞辱我？！难道他们都像是五四时期的愤青？都像仇恨军阀一样地仇恨我？我想不是吧。说到底还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真是太恐怖了。
吴某追不着我，急得在村子里打转。有好心的村民就给吴某出主意了，让她去镇上的派出所告我，保准能让我坐牢。这吴某一听是呀，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吴某就跑了几里路到了镇子上。到了派出所，吴某脸上的血没擦，她心里明白这是我的罪证，不能毁掉。
派出所民警看见吴某满脸是血，就完全相信了她的一面之词，当场认定我是出手打过人了。于是，两个民警就先把吴某带到了镇卫生院就医。就完医，两民警又跟着吴某到了村子里找我。尽管我父亲是村长，与民警都很熟；尽管我并没有出手打人，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出手打人，民警还是将我带走了，扣押在派出所里。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不了我没打人，包括我母亲支支吾吾含糊不清的证词。母亲毕竟是不识字的乡下人，在这种大事面前显出了农妇本真的一面，这我能理解。
气急败坏的是我父亲，不管我打没打人他都气得不行。综合以前我所有的“作为”，父亲宁愿相信他这个不争气、坏了胚的儿子出手打了人。后来听我母亲说，当天夜里，父亲没吃晚饭，也不让我母亲在他面前提及我，父亲不想再管我的事。如果说先前父亲对我还只是失望，那么这次父亲对我是彻底的绝望。
父亲虽然不想管我，但派出所要父亲插手我的事，因为镇卫生院还有医疗费挂在那儿没结，那可是民警担保的。碍于面子，父亲不能不把钱交给民警。交了钱，父亲当然又问了民警我的事儿到底如何处置。民警对我父亲说：“村长，这事儿也算不上大事，说到底可以拘留也可以算是民事纠纷……”父亲好像明白了民警的意思，他让我妈又拿了些钱出来买了两条烟。
当我父亲把两条烟送去给两个民警时，民警乐了。民警说：“老村长，你太乐观了，我们都这么熟还能要你两条烟？”父亲不解，于是问民警说那话是什么意思。民警说：“还能有什么事？就是罚点儿小款，也好向上面有个交代。”父亲这才明白过来，把烟退了之后，替我交了罚款。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在家实在是没法待下去了，我必须走，越快越好。
城里容不下我，生我养我的村庄也容不下我！
上帝在梦里对我说，自古华山一条道……背井离乡！
我不知道自己这次离家是逃难还是淘金，我随手带着掌中录音机，一遍遍地听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又是什么？天知道！上帝在梦里没有告诉过我。
没想到自己就这么匆匆上路了，我更没想到再见父亲时，已是父亲病危时的临终守孝。
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有个外国人米兰·昆德拉说了一句更经典的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据说这句话不是米氏原创的，而是犹太人的格言。谁原创的我不去关心，也考究不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即使我24小时不睡觉地去想，也赶不上环境的变化。我想好好学习完专业知识再出去，环境把我逼得立马背井离乡。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我有一颗不死的心，那就是发财、再发财。我奇怪自己两年多来从下岗到打工再到离婚，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却还活着，我的潜意识里好像一直在同谁暗暗较着劲儿。同谁呢？可能就是这个社会吧。
真要出门了，母亲不舍，父亲不语，夜里母亲又塞给了我五百元钱，我接了。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这次我一定要发财再回来。
我不止上千次地在无人的角落看着手上的刺青，那是我的无声誓言，我能做到吗？难！再难也要逼自己做到，除非我选择一条自杀的不归路或是成了疯子。
自杀我是不可能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成为疯子，不是由我想就能成的，也不是由我不想就不成的。
出门的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我赶的是第一班早车，目的是尽量避开村里人。我不想让他们问东问西，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我都麻木了。
进城之后，我原本还想见见金子的，但我走到她单位门口时又退缩了。我没那个勇气去面对金子以及金子单位的人。
后来，我去超市买了一个玩具熊和一些零食给了我女儿。女儿看见我时很高兴，“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女儿还小，她还不谙人事，她是我最亲的亲人，也是对我最没怨言的亲人。
我抱了抱女儿，没停留两分钟就走了，我怕自己会在岳母面前流露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来。原谅你的爸爸，女儿，你的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以后会努力做一个好爸爸的。我用伪装出来的开心表情，告诉岳母我是出去挣钱、出去发财了，一定要叫金子等着我。
坐上大巴车时，我深情地望了一眼这座抛弃了我的小县城。我的感情相当复杂，怎么说呢，反正非常乱，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14章 走！义乌发财去！
我又回到了义乌，但没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那种兴奋感。我不能背着良心说我喜欢这里，我只是来这里圆个梦，为梦而来。来到这个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的城市，但愿能收获一个喜欢的梦回去。
我清楚自己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不再是个匆匆的过客，下一站离我太远，远得我无能为力。我有孩子有父母，但我回不了家，我不能给所有的亲人添堵。
“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干，兄弟！你是大有希望的。”我经常如此这般自言自语。
我去了红楼宾馆前的劳务市场，一天、两天、三天，没有结果。这次我不急，我不是从前那个急于工作、急于想拿工资回家的人了。我有了新的起点，一个高起点。早一天上班与晚几天上班，对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急什么？
那时的义乌劳务市场只有一类人最吃香，不是手握文凭的人才，而是掌握一门技术的技工。每家工厂的情况大抵都相同：产品不愁销，管理能凑合不误生产就成，愁的就是技术做不出产品来。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产上，赶产量，抢客户，抢市场。凡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技术工，在哪个行业都很抢手，有个七八成手艺在手的都是大师傅了，工资尽管开虎口，这个厂子不要，别的厂子抢着跑。
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在胡扯，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
浪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总裁翁荣弟，早先就是从广东进袜子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还有新光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也是从广东进货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当时货是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1995年，周晓光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同年，翁氏三兄弟创办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这只是义乌成百上千企业中的两个例子。
他们都回忆说，在广州进货的日子里，千里迢迢为了拿到预定的货，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挤上南下的火车，可见当时货源的紧张。他们都在经销时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全国性批发网络。接下来，水到渠成，自己办厂，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把产品销出去。
义乌后来稍有规模的企业如雨后春笋，都是在这前后纷纷上马，或大或小，真枪实弹干起来的。面对这么多新兴工厂，技术力量当然成了重中之重，而早于义乌开放的老大哥广东，无疑成了为义乌这个小弟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
而我的尴尬是，我有张假文凭，但我没有技术，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就如其他有文凭的人一样成了“鸡肋”，可有可无。那时有文凭的人都往上海、苏南跑。回到小旅馆后，我想了想，觉得这样不行，我得学学那些工厂，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我写了一份简历，大概意思有两条：一是我有国营企业主管的经验（当然是假的）；二是我懂设计，如平面广告与包装设计（这点儿倒是真的，这是我的爱好，所有与美术有关的我都喜欢）。写完后，我又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份，我是当件书法作品来写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工厂主的眼球，算是卖弄一下自己。这种卖弄很有必要，能更快地将自己推销出去。
我手上拿着这张纸在劳务市场来回走动，以吸引某些工厂主的注意。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果真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我。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白纸黑字，问我：“你懂包装设计？”
我点点头，表示他说得对。
“你还懂工厂管理？”他又问，“大学毕业生？”
我又点了点头。
“说一下你的工资要求。”他也点了点头后说。
“一千二。”我脱口而出，这个数字在我大脑中已经存了有些日子，根本不用想。
“一千二高了点儿，一千如何？要是同意你就跟我走。”那人说话倒是很爽快。
“一千的话就不能扣伙食费了。”我在讨价还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但也不能离自己要求的太远。
“行，跟我走吧，我车在那边。”他思索了一下说。
“我的行李还在百姓旅馆，麻烦你的车从前面绕一下，我取下行李可以不？”
“没问题。”
这个人就是我的新老板，真名就不提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就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叫“付成”好了。
我的老板付成，一个初中都没念几天的人，办厂前还是个混子。其实这厂子也不是他办的，是他父亲办的。他父亲我们后来都习惯性称他“付老师”。
从称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老师，一名退休了的小学老师。
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倒是争气，上了中专，读的是财会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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