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堂-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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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自他调走后，我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不是不想，而是我不习惯那种对谁都毕恭毕敬的做作，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那份相互的牵挂，越是心灵相通的人越不需要去注重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不是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吗？
事实上，还是这种我竭力反对而有的人偏偏称之为素质和能力的做作见效来得快，而且更适合。或许，人在困难的必须求人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奴性，做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奴性。但这绝对不等于说我便高贵，相反，我至今也搞不清自己当时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奴性，到现在想起来，仍难免面红心跳愧疚不已。
因为漫无天际地想着，我居然受宠若惊起来，感恩一次比一次更强烈地冲撞着我。居然用六个字便解决了如此复杂的问题，感恩中不觉自傲起来，我一旦自傲起来，常常目空一切，这是我最致命的弱点，那一刻，我甚至以为自己当真具备外交家的天才。
自傲毕竟不是优秀的品质，往往连着一些更猛烈地对目标的追求，伴着自傲难免又多了些对调走的期待。人能够有期待是幸福的，时光总能在期待中飞快地流逝。期待连着希望，没有希望的期待根本算不上期待，而只能叫做空想。我当然不是空想，是希望，书记的话是明确的，让我坚信。
我开始关注镇里的来人来客情况，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不关己的事儿何必要如此费心劳神呢？但我认为这是我的一大发现，指不定哪辆车载的便是前来考察我的领导。兴许是以前没有关注这方面的情况，镇里居然有如此多的来人来客，难怪一年要几十万的接待费。这些车中，有熟悉的，有陌生的，熟悉的少，陌生的多，渐渐地便乱了起来，我根本无法辨出到底哪辆车是前来考察我的，或许压根没有，反正我辨不出。
组织人事部门原也有几位朋友，但事情尚处于保密阶段，不便于问，当然也担心他们的层次太低根本无从知道其中的故事，据说人事方面的故事最神秘，即使层次稍低一点儿，也绝不会知道，而且问不得，问的本身就犯戒。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关注，尽管累，也不可能，但终究也是一种期待。
有一阶段，终于让我发现了变化：来的小号车多了！我便按照工作上的分工去揣测这些小号车主与老书记的关系，我那时候认为，分管的领导与下属的局长必定是要好的，倘若是与老领导工作关系密切的，我就会以为指不定便是老书记托来给我讲情的。我后来才弄明白，其实不然，如同镇里一样，分管领导与分管单位头头之间通常是有矛盾的，若不是极亲密的关系，通常就是仇敌。
只说以我当时的经历，要弄明白这些车的车主与老书记的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弄不明白，更想明白，这是人的天性。我只有故作糊涂地去打听，听到的自然只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半真半假的消息，然后再把这些消息进行加工企图从中发现点儿什么。
我每天都乐此不彼，并幽默地称之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只要有五十号以内的车来，我必要千方百计地去向秘书打听：车主是谁，来干什么。尽管我常常装得极为随意，问的方式也自觉极为恰当，但问得多了，难免要引起秘书的注意，他奇怪地盯着我问，你最近怎么尽关注县里领导的事，以前可不这样啊，岂不成要上调？
我一惊，莫不要又成了他向书记卖好的证据！
正惴惴不安，他却故作亲密地劝我，不该问的事儿千万别问，这是机关的规矩，事儿知道多了，有时候反不是好事。
他居然能对我说出如此真诚的话！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动，但仍是瞧不上他。当然，我也知道他在向我示好，但我认为必是怀疑让他产生了我有巨大背景的猜测，那一段，他总在向我示好，或许想与我冰释前嫌。越是这样，我越是反感，于是便常常想，有朝一日，我绝不用这样的秘书，而且，而且要让他永远提不起来，最好的位置便是交通，不，连交通也不能让他干，干他个三二十年临时工，然后灰溜溜地回家。
3
何其狠毒的想法，都来自于当时的迷茫和因反感而反感他的所有包括语言即使是善言所带来尴尬的情绪。然而，既有了劝告，自不能也不敢再问。
事后，我才得知，其时正是书记运作副县长的紧要关头，所以才有小号车走马灯似地来去。而我……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但我那时却乐于这样想，而且似乎只有这样想，才能让我充满信心，或者说我当时就是靠这种虚拟的信心在过日子。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过了三个月，仍不见有甚消息，我不免急躁起来，急躁之下难免便失了控制。失了控制之后，愿望变得象火一样烫，灼得我隐隐生疼。我终于耐不住给书记又打了一个电话，由于焦躁，已不再有那么讲究，但仍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曾让我自以为发明创造而引以为自豪的“您挺忙的？”，而对方却仍是那样平静，先是问了一句“谁呀？”，接着便是惯常的类似于自言自语地“是你呀，还是那事吧，那事还要再耐心地等一等”，随后便挂了机。之后的十多天里，再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
难道会出现了问题？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何以会突然冒出老书记被双轨了的这样的混蛋想法，而且这样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真实，恐惧象蛇一样游遍了全身。
这是不可能的。“大一碗”叫嚷道，尽管他并不知道我在找谁，也从不问我，但我敢断定，他必是认为我在找现任书记的前任，他与之也有良好的关系。
他当时的日子，因为参与人代会选举的事儿也不好过，据说书记正酝酿着要免掉他。但他并不悲观，他判断事儿办事儿全凭热情和厚积薄发的经验，依旧热情不减地待我。他帮我分析道，出事儿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因事儿外出，便是事情办起来不顺手，官场的事儿变数太大，永远无法说清。
还是旁观者清，又过了三天，电话终于再次打通了，电话里传来老书记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我大吃一惊，印象中涌上的第一感觉便是他病了，问话也脱口而出。电话里的声音甚是热情，我来了外地，正在爬山，还是那事吧，事成了，忘了告诉你，明后天组织人事部门可能就会去。
事情突然间一下子有了结果，由于长期期待与猜测的煎熬，我反而兴奋不起来了，只长舒了一口气，转而去想离开居住了十多年的浏河镇的感受，那感觉必定是酸酸的涩涩的，我甚至看到了与“大一碗”等一干朋友分别时他们热泪盈眶的残样儿。
事实上，待我真正离开时，尽管他们有些怅然，却并没有流泪，只是安排了三大桌告别酒席，兄弟们狠狠实实地喝了一场，醉得我三天没有醒过来。
大家或许能够而且已经看出，我那一段的心理是脆弱的。——原已板上钉钉的事儿，却又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或许恰如老婆所说，我命犯克星，办事尽不顺。本已平静下来的心态，再度动荡起来，让我更加密切地注意起进出镇党委的车辆，企图从中发现有利于我的蛛丝马迹。然而，那一段镇里却突然冷清了许多，少有车辆进出。
仔细探听才得知，原来县纪委下了整顿公款吃喝的紧急通知，偶有车辆进入，也是稍停即走。这并不等于没有车，有车便难保不会有组织人事部门的车。实在找不出任何有利的线索，只有厚着脸去巧妙地向秘书探听。
此一段，尽管我仍一如既往地反感秘书的作派，他却对我愈加热情起来，热情里搀杂着让我反感的浓浓的讨好和对谁都有的毕恭毕敬。见我到来，他总是上扬着的眉毛总算垂了下来，未及说话，便抿着嘴冲我直笑，接上话后也尽是些肉麻的打情骂俏，让我无法得到丝毫有价值的信息。这或许便是他到死也改不了的本性，不知道他刚生下来便这样还是环境使然，我常常想，尽管常常想不明白。
一个月后，连“大一碗”这样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他问我，是不是太小气了？该去看一看了，现在就兴这个。说着，便用指头熟练地做出数钱的姿势。我送钱的事儿不能告诉他，退回钱来的事儿自更不能告诉他。表演完之后，他忘记了什么似地开了抽屉，麻利地拿出三万块扔到桌上，颇有经验地说道，去试试，如果收了钱，事定成，事不成，钱必退回来；倘若当真不收，咱还是另谋他法吧。
他的话尽管不合拍，却极大地刺激了我，我决定亲自去看一看再说，因为老书记不是电话无人接听，便是“等等再说”，听到我要去看他，又怕麻烦似地坚决拒绝，让我实在心里没底。
我当然不能收“大一碗”的钱，我必须要保守好送钱的秘密。钱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岂能送了人又说出去，这是最起码的做人道德，是底线。因此，我还是揣了原先的一万元未及对方同意便去找他。
他是大局的局长，必然要忙。我原已做好了两手准备，万一他不在，便说明自己没有这个缘，从此不再提及此事，或许因为上次尴尬的经验，我甚至隐隐希望他不在。幸好他在，却甚忙，排了一流长队在等他接见或汇报。我觉得自己的事儿紧要必须当面说清，便主动给后来的人让号，等到最后见他。好不容易捱到了最后，已近中午十二点。
他与我礼节性地握了手，静静地待办公室主任上了茶退出，才热情地跟我谈话，直埋怨我为什么不早说，看不出有任何做作，说着话的空当便打电话连辞了三个酒局，其中有的必定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遇有这样的情况他必定要连连致歉，我明白这是他的习惯。原本他要赶三个场，由于我的到来，他反而解脱了，因此一脸的轻松。
我们之间的饭吃的简单而又轻松，我、他和他的司机三个人，找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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