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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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直至洪宪复辟时期，日本对其帝制自为先是认同，尔后突然反对，在其背后予以致命的一击。
袁世凯在朝期间，虽有过一定的挫折打击与心灰意冷，但总的走势呈上扬态势。以实权为重的他很少关注道家学说，对抱阴守阳、韬光养晦不感兴趣，不怎么懂得藏拙守雌、适可而止的道理。甲申事变平定后，袁世凯一旦得势，就趾高气扬、居功自傲，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方方面面的谴责、反对与攻击，陷入窘境的他不得不托词母病，请假回国。
不久，清廷欲将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李昰应释放归国，加以利用。李鸿章拟让袁世凯护送，经其保奏，清廷委任他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返回朝鲜，袁世凯阻止俄韩结盟，禁止朝鲜谋取独立活动，维护华商及清廷在朝利益，在巩固、强化中朝宗藩关系方面可谓尽心尽力。但是，他锋芒毕露，一点都不讲究艺术策略，不仅没有吸取上次教训，反而变本加厉，摆出一副监国大员、太上皇的架势，遇事直入王宫，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咄咄逼人。结果伤害了朝鲜君臣的自尊心，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一方面要求清廷派员替换，一方面加速背离清廷。与此同时，袁世凯对朝鲜内政外交的过分控制，因阻碍了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染指，也遭来他们的一致忌恨。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利用朝鲜君臣急欲脱离清朝的心理，趁机大举进攻。袁世凯多次恳请日本大使谈判的和平努力受挫，只有求助李鸿章派兵增援。李鸿章对敌强我弱的中日实力了如指掌，不想骤然开战，一心指望俄、英出面调停，也就未派援兵。日军布列朝鲜要津，以重兵包围袁世凯使署，扬言派兵将他押送出境。孤立无援的袁世凯无奈之际，只好给李鸿章连连拍发电报，托病请辞回国。经人再三讲情，李鸿章好不容易才予同意。李鸿章同意了，而清廷又不批准。经过一番周折，清廷总算也同意了，袁世凯如释重负，正当他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时，突然得到一个相当可靠的秘密情报：朝鲜东学党人经过一番严密策划，准备在他归国途中寻机行刺。袁世凯得报，不得不改装易服，在手持刀枪的武装护送下，夜半时分从英使馆出发，悄然离开汉城，变更原定路线，经仁川搭乘平远舰返回国内。
就在袁世凯平安逃回天津的第三天，即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中国军舰及运兵船只。8月1日，中国被迫对日宣战。
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及其失败，袁世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然而，这一切又非他一人所能扭转改变。袁世凯置身其中，不过一个道具罢了，或者说仅仅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而已。
日本入侵朝鲜蓄谋已久，只是早晚间的事情，并非袁世凯所能左右。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确立了占领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以1875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为标志，日本势力开始渗入朝鲜。其实，袁世凯对日本的野心早就洞若观火且有所警惕。他对朝鲜君臣的刻意压制适得其反，惹得曾经因平定壬午兵变对他感恩戴德的国王李熙反目为仇，使得中朝关系日趋恶化；他极力排斥日本势力，击败日军挫败亲日派发动的甲申政变；他同意朝鲜请兵助剿东学党起义，结果被日人利用……所有这些，不过让日本找到了可资利用的“借口”与“渠道”而已。然而，作为驻扎朝鲜的全权代表，袁世凯也有不少失误失策之处，比如他轻易透露了清军即将出兵助剿东学党起义的计划；对日本出兵朝鲜没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使得清廷未能及时备战。当然，即使袁世凯极富预见地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也无法改变甲午战争的最终结局。战争是交战国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清廷的积弱与腐朽决定了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作为朝鲜的监国大臣，袁世凯处置失当，回国后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只因他在危急时刻曾多次急电李鸿章请求派兵增援，这也说明清廷对日本的蓄意开战多少有所认识。
纵观袁世凯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驻军朝鲜，出任清廷驻朝全权代表，个人才华得到了一定的展示，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小站练兵，成为威震一方被维新派看重的新建陆军统帅；投靠慈禧太后，出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借此获取晋身之资，一跃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授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罢官回籍后东山再起，先后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帝制自为、黄袍加身，自己将自己逼上众叛亲离的绝路。
袁世凯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有着一些呈螺旋状循环上升的类似经历与曲线轨迹：凭借勤奋努力，利用时势机缘，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当爬到一定的高度时，突然悬空一脚掉下；然后进入另一新的阶段，继续步步攀升；再次掉落，等待时机再次攀爬……他就这样不懈地坚持着，一直爬到不能再爬的峰巅。而不懂适可而止的他朝前又是一脚，结果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与深渊，背上无法洗清的千古罪名。
袁世凯在朝鲜差点小命难保，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资本几乎输得一干二净，落魄逃归，在天津散居了一段时间。当然，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利与失败，已尝到权力滋味与甜头的他，以其特殊而敏锐的政治嗅觉，于表面的无所事事，正紧张地观察、分析着时局的发展与走向。
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评判衡量，袁世凯的个人品质令人非议之处着实多多。为了功名与升迁，他会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抓住关键人物加以利用。一旦可资利用的价值不多，“余热”有限，就会马上抛弃对方，甚至落井下石，反目为仇。他曾拜张謇为师，随着地位的上升，袁世凯对张謇的态度随之也起了变化，变得不甚尊重、不以为然了，称呼也由过去的老师变为先生，后又改为某翁、某兄，“愈变愈奇”。作为江南名流的张謇何曾受得这等闷气，恼怒之际，不禁与其他幕友联名写了一封数千言的长信，说他小人得志、忘恩负义，如此之类的话语送了一大堆，将他好一顿臭骂。袁世凯也被深深刺痛，两人于是断交。如果没有吴长庆的主动接纳与栽培举荐，袁世凯何去何从，命运还真难逆料，其发迹更是难以想象。应该说吴长庆不仅是他的世交长辈，也是他的大恩人。然而，当他径直攀缘上另一棵“大树”李鸿章，拥有一定的资质，声望逐渐提高后，便“露才扬己”，说吴长庆生性胆小，难图大事，开始有意夺权，两人关系日渐疏远。袁世凯能引起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注意并不断升迁，与李鸿章的大力赏识与多次保奏密切相关。李鸿章对他的称赞可谓绝无仅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者。”刚开始，他对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做出不利于李鸿章的事情。袁世凯对中日两国实力、军力深有了解，甲午战争爆发，他料定清廷必败，那么李鸿章必将因此而失势。于是，袁世凯急欲改换门庭，加紧暗中活动，寻找新的晋身之阶。甲午战争还在进行之际，他便秘密进京，遍访好友，散布不利于李鸿章的真情内幕，如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调回吴长庆军队如何失算，与伊藤博文所订条约如何错误，他本人在日处理朝鲜问题时李鸿章如何掣肘，淮军纪律如何败坏，等等等等。为表白洗刷自己，袁世凯还将自己与李鸿章之间的往来电文摘要抄录数十份，呈送京城意欲投靠的要人如军机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庆亲王奕劻等人。这些权贵大多与李鸿章有着方方面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为博取他们的欢心，以图东山再起，袁世凯便以这种贬损李鸿章的方式，来迎合他们极欲“摧折”他的心理。本已处境不妙的李鸿章遭此一击，更是大受诟病，一时间弹章四起，言路纷乘。他在幕僚面前不禁叹道：“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
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很快就见成效，正是这些新靠山的联合保奏与举荐，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当然，袁世凯此次获得成功，部分出卖李鸿章，只是其“系统工程”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已。为巴结这些达官权贵，他动用一切关系四处活动、八方经营，如拜李鸿藻之门，是经好友徐世昌介绍；与翁同龢结识，走的是堂兄袁世勋的路子。拜师托请拉关系，“走后门”只能混个脸儿熟，贬损李鸿章也只能获得他们的一点好感，而要让他们站出来真正说话办事，袁世凯凭借的，还是自己的才能与实力。甲午一败，清军的衰弱腐朽暴露无遗，朝野上下，自然出现了一片强军御侮的呼声。袁世凯“独具慧眼”，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要害，及时拿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包括拟建新式陆军的营制、饷章，聘请外国军官的合同等，上呈督办军务处。他还根据自己的治军经验写了一本名为《治兵管见》的军事专著，被凡见过此书的人“目为奇书”。袁世凯久居军营，在朝鲜有过编练新军的经验，对中、日双方军队也算得上知己知彼，理论与实践兼具一身，加之具有日军加害于他的深仇大恨，内心涌动着一股强军兴国的澎湃激情，因此，本来就对袁世凯已经认可的李鸿藻、翁同龢、荣禄、奕劻等人，对他的才华也就格外地赏识。在他们的共同举荐下，袁世凯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文韬与武略、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合适人选，除了袁世凯，一下子还真的找不出第二个。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六十余里，离北京三百里许，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小站，接管定武军，督练新建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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