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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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蔡元培的学生何思源在山东主持教育工作，当时曲阜师范师生公演讽刺孔子的话剧《子见南子》，引发轩然大波。何不知如何应对，便请蔡元培、马寅初到青岛协商。蔡对他说：“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坚持抵抗，决不让步！”在蔡的帮助下，何终于渡过难关。几年后，何到上海看望老师，正好遇上蒋介石派王世杰、蒋梦麟请蔡回南京。蔡听罢王、蒋的话后拍着桌子道：“我们就是不跟这些军阀官僚合作！”
1930年，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名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帮忙向蒋介石推荐，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促成此事。郑天挺回忆，蔡很快给了回电答复：“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1935年，蔡元培对阮毅成说，他准备在报纸上登载启事，声明：一、辞去兼职；二、停止接受写件；三、停止介绍职业。他解释道：“我是比较还可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每天不知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做不到，实在痛苦极了。”之后，他一共辞去了23个兼职。
李济回忆，蔡元培任中研院院长后，应酬多，开销亦大。部属怕他仅靠工资入不敷出，便每月多给他200元。蔡领到薪水后，发现多了200元，便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原因后，他当场就把多出的钱如数退回，并对部属说：“一切要按照规定办理，生活清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刘海粟回忆，1939年，他到香港时去看望蔡元培，问道：“老先生不打算到重庆吗？”蔡回答：“杨杏佛不是死在那些人手中吗？我不会去的。”
许钦文记载，司法界人士宋孟年在蔡元培的追悼会上说，蔡元培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日本是个不知道道德的国家，为什么要抄用他的法律？”
【治学】
蔡元培11岁丧父，此后家境每况愈下，家中无钱给他购书，幸而叔叔铭恩相助，将自己的藏书提供给蔡元培，并指导他研究经史之学。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王先生以精研八股文闻名，他让蔡作八股文，并不直接为蔡改正文章中的谬误，而是当面指出错误，让蔡自行修改。由于王先生要求严格，所以蔡元培晚饭后，常在灯下构思文章。蔡回忆：“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少时，蔡元培在楼上读书，一天家中失火，举家惊惶，家人大呼蔡下楼，但蔡充耳不闻，读书自若。
蔡元培爱吃炒豆，读书时，桌上放一罐豆，一边看书，一边嚼豆。他曾说，炒豆味香，愈嚼则读书兴趣愈浓。但豆吃完了，却不知道向家人再索取。
读书每遇疑难之处，蔡元培总要翻阅大量参考书，但过后又不加收拾，因此书桌上书场堆积如山，每次总是六叔便帮他将书放回原位。
蔡元培曾提议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编一套大部头的书，大家纷纷赞成，遂回去各自准备。两个月后，再聚会时，蔡说他有了一个更好的想法，大家觉得他的提议确实好，便放下已有的准备工作，重头再来。过了几个月再聚会，蔡又有了新的想法……如此几次，大家再也提不起编书的兴趣了。
少时，蔡元培由叔父介绍，进入绍兴首富徐树兰家“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生遗书》，他一边校书，一边读书，在四年中遍读了楼中的万余卷藏书，并对重要书籍进行了批注。蔡元培的女婿林文铮曾见过经蔡批注的一部《管子》和一部《墨子》，批注或用红笔，或用墨笔，蝇头小槽，遍布书页上下，密密麻麻，没有一点空隙。据徐家的人说，像这样批注过的书不止这两部。
蔡元培33岁开始学日语。在南洋公学时，他提倡学生学习外语应从与汉语比较接近的日语学起，并以自己不会读日文照样能看懂日文书籍的经验，教学生如何看懂和翻译日文。结果，“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之后，蔡还和学生们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蔡每天一早就步行十里到马的住处学习，有时清晨五点便到马家门口敲门，马推窗见是蔡元培，只好无奈地说：“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
1906年，年近四十的蔡元培准备出国留学。他得知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北京，但此计划被搁浅了。蔡不甘心，几次与清廷驻德国公使孙宝琦联系，请求随其同往德国，在使馆兼职半日，余下半日到柏林大学听课。但公使馆声明只能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又通过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洽，为该馆著文或编译，以赚取留学及养家的费用。于是，蔡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爬格子”方式半工半读的留学生。
1907年5月，39岁的蔡元培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他一边学习，一边担任唐绍仪四个侄儿的中文教师。在欧洲留学期间，他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并编写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著作。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回忆，蔡元培一日对他说：“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我准备去德国求学，所以先去青岛学习德文。”蔡留学德国时已经四十岁，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三年多，选修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文化史、欧洲史、美学、美学史等几十门学科；当时名家的课程，他都去听讲。
1913年，45岁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他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有人曾谈及蔡元培的勤学：“在法国留学时，因天气极热，满身出汗，（蔡元培）便先把房门关起来，再把衣裤脱掉，埋首用功读书。有时朋友去看他，从门缝里一望，见先生独坐室中，一丝不挂，只好轻步退出。”
蔡元培的书房中挂有其画像，上书：“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他在书桌上贴有“学不厌，教不倦”之语。
蔡元培年届七十时写《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他说：“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蔡元培说：“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蒋梦麟说，蔡元培“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
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蔡元培为之题字曰：“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先生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的治学成才要诀亦为此四字：“宏、约、深、美。”“宏”指在学习、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死板，知识结构狭窄，而是要把知识结构铺开、铺广，做到博大宏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以后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约”指在基础已成的前提下，由博趋约，突出个人专长，突出风格，自成一家。“深”意指在“约”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究本穷源，深化知识。“美”则是一种至高思想境界，一种宽大无垠的境界，永无止境。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到美国考察时，在中国留学生为之举办的欢迎会上，对留学生们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个朋友，会点石成金。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了金子了。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手指头。’”蔡接着说：“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
【杏坛】
黄炎培回忆，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时，鼓励学生选修政治、法律、外交、财政、教育、经济、哲学、科学等课程，并给他们介绍参考书目。他要求学生每日上交札记一篇，由他进行批改，一两日后发下，在本节的书眉上批有批语，如果写得好，便在本节的左下角加一个圈，写得特别好则加双圈。他还要求学生每月写作文一篇。每晚，他总叫两三个学生到他的住处谈话，全班42人，每个学生隔十来天便能与他聊聊读书心得或对时事的感想。
陈治先记载，蔡元培在译学馆任教时，“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
1911年，在上小学的蒋复璁听老师讲了“我们第一任教育部长”的生平，两年后，上了中学的蒋复璁上修身课，用的是蔡振（按：蔡元培化名）主编的教科书。1917年，他去报考北大，在院内等考卷，“看见台阶上坐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穿黑马褂的先生，靠在铺绿呢的桌上，用红朱笔点名，态度非常安详，真是慈而有威”。得知这就是自小学就知道的蔡先生后，他“精神上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慰，同时也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
蒋复璁回忆，蔡元培曾在北大讲美学。他声音不高，但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时，专门带来图画给学生们看。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所以后来只能搬到北大第二院的大讲堂（原公主府的银安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