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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章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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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

胡適对庐山的耶舍塔做了几千字的考证,有人认为他小题大做,他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文人小说下载

胡適对王安石极为推崇,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胡適常将王安石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题赠他人。

国外汉学家的成就如大山般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陈垣曾对胡適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

1960年,胡適发表英文演讲“Chinese Tradition and Future”(“中国传统及其未来”),其中不但强调中国文化在与西方充分接触融合后,它原有的根柢(bedrock)不致丧失,而且还断言:“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传统”绝不会为外来的极权体制所摧毁。

【新风】

儿时,胡適也拜孔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他还在家里用纸盒做了一个“孔庙”每天拜祭。留美以后,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不再盲目崇敬,并且嘲笑袁世凯尊孔祭圣的丑剧。但胡適对于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仍十分崇敬,他甚至说他心中有三个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但胡適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胡適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唐德刚讲道:“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两千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適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

李济回忆,1948年胡適私下对朋友说:“今年是孔夫子两千五百岁的生日,我们应该给他过过寿,他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但日后到台湾,胡適拒绝出任孔孟学会的会长,他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体认孔子的伟大之处。但孔子既不是耶稣,也不是穆罕默德,我们不必像宗教的信仰去崇拜。

少年时代,胡適在梅溪学堂读书时,从二哥为他挑选的书中,读到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毕业前夕,同学王言借来一本邹容的《革命书》,与胡適等人轮流传看,大受鼓舞。晚上他们更是躲过舍监,挑灯夜读,轮流抄写。

日俄战争爆发后,上海黄浦滩上有一个宁波木匠周生被俄国水兵无故砍杀,但判决结果令民众大失所望。案件判决后,胡適与同学王言、郑璋一起写匿名长信,痛斥上海道袁海观。因对政府极为失望,胡適等人极不情愿到上海官厅去参加毕业考试,提前离开了梅溪学堂。

胡適在给朱经农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六、不作无病呻吟;

七、不模仿古人;

八、须言之有物;

(以上为精神的方面)

1916年10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再次列出此八条(八条次序有变化)作为“文学革命”的条件。

1917年,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胡適,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引起巨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適杂忆》中说,胡適当时写那篇文章,原为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新青年》,不想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胡適留学归国后,发现离开中国的七年间,国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他在上海找了一整天,只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的见解也不过是:“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適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胡適的考证方法对顾颉刚后来治学影响极大,顾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胡適用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评价《红楼梦》:“《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他认为《水浒传》像英国的《罗宾汉》,“水浒传”应解作“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

胡適自称其思想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人把一切思想都看成是待证的假设。

对于历史,胡適有名言云:“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適最爱写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胡適说:“‘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適就改造社会与改造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与周作人发生争论,他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为了配合蒋介石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上海大学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既反对复古,也反对模仿英美及苏俄,主张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此文发表后,引发“五四”以来的文化大论战。胡適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而“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所以不必为“中国本位”担忧。他说:“政府无论如何声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胡適坦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胡適曾赞成全盘西化,但很快又撰文否认“全盘西化”,他说自己的主张是“充分世界化”。

胡適提出的诸多理论,至今被世人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江冬秀带儿子胡祖望出门,碰上蒙古王公出殡,造成拥堵。胡祖望见此情形,对江冬秀说:“妈,你死了就埋掉,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江听罢极为气愤,回家将此事告诉了胡適。胡適听罢,认为儿子言之有理,但又不好直接说明,只是说道:“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身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听罢,大为生气。

罗尔纲回忆,胡適在中国公学时,兼容并包,有蔡元培的作风。当时中国文学系,有王辏г说难碜诨艚滔惹毓盼模凶笈勺骷野邹苯滔肪纾兄挥行⊙П弦档那嗄曜骷疑虼游慕绦∷凳宰鳎劫┤绾头脬渚坦诺涫士贾ぃU耦旖涛餮笪难贰B健⒎搿⑸虻哪炅浔纫恍┭剐 5笔被褂幸晃�60岁左右的学生,因仰慕胡適而来求学。

50年代初期,唐德刚问胡適:“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胡答:“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当时大陆正在大肆批胡,但胡却对大陆的汉字简化颇为关注,“简字表”一出,胡立即让唐给他送去,每张都细细阅读,称赞不止,心平气和,言出由衷,令唐万般心折。后来,唐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答:“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向学】

儿时,胡適几乎不知嬉戏,而只知看书,与小伙伴玩耍时,也总是扮演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他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临摹书上的英雄美人。一次,先生发现他的临摹后,将其大骂一顿,并撕毁了他抽屉里所有的图画,从此胡適再不绘画。

当时儿童的发蒙教育就是教念书,先生不做讲解。母亲为了让胡適好好读书,就多给先生交学金,别人只交两元,母亲交六元,以后逐年增加。先生在教学时,也特别为胡適逐字逐句讲解。一次,胡適的一个同学家请先生给父亲写一封家书,这位已经读了四年书的同学将写好的家书偷偷拿出来看,忽然问胡道:“贰庑派系谝痪洹盖状笕讼ハ隆鞘裁匆馑迹俊焙m这才明白母亲多交学金的好处。

胡適能成为学者,得益于父亲留下的遗嘱。其父曾给胡母和四个儿子各留一份遗嘱,给胡母的遗嘱说胡適天资聪明,令他读书,给胡適的也是让他努力上进。正因了父亲留下的这几份遗嘱,掌握胡家财政大权的胡適二哥才将14岁的胡適带到上海求学。

到上海后,胡適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读。他说:“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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