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2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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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要晚十天：五天是因为对船速的估计错误，三天是由于装船中出乎意料的困难，还有两天是用来在弗里敦加油。现在我们只好推迟到9月18日了。
我曾在8月20日晚10时30分主持了一次有三军各参谋长和戴高乐将军参加的会议，并且，根据记录，我对这个计划作了如下的概括：
英法舰队将于黎明到达达喀尔，飞机将在该城上空投下标语和传单，英国分遣舰队将停留在远处，而法国舰只则开往港口。一位使者将乘坐一只插着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侦察艇驶入港口，带着一封致当地总督的信，说明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已经到达。在信中，戴高乐将军将着重指出，他之所以前来，是为了解救达喀尔，免遭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并且还给驻军和居民带来了食物和援助。假如那位总督表示服从，便万事大吉；如果不是这样，而且海岸防御部队还要开火，那么，英国分遣舰队就逼近该港。如果抵抗持续不止，则英国军舰便向法国炮兵阵地开炮，不过要极力抑制。如果遇到顽强的抵抗，则英国军队就要用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抵抗。要紧的是：务必在傍晚结束战斗，由戴高乐掌握达喀尔。
戴高乐将军对此表示同意。
22日，我们再次会晤，外交大臣向我读了一封揭露泄密的信。至于这次泄密到底影响如何，谁也不知道。海军用于攻势作战的优点，即在于一经出动没有人能够确知它将攻打何处。大海是宽阔的，大洋更是广阔无边。以热带装备作为一条线索，也只不过能猜到是前往非洲。在利物浦，一位法国人的妻子有与维希联系的嫌疑，据说，她认为集结于默尔西河的运输船是开往地中海的。即便“达喀尔”三字一时不慎，传了出去，那也是一个无从猜测的谜。当我们逐渐变得富有经验而机警的时候，这种“保密”的办法发展到非常周密的程度。时间的拖延使我担忧，使我不胜为难。至于是不是泄密了，谁也不知道。不管怎样，内阁在8月27日最后一致批准，开始行动。于是以9月19日为预定日期。
※ ※ ※
9月9日下午6时24分，英国驻丹吉尔总领事打电报给北大西洋战区司令诺思海军上将，说在直布罗陀海岸有一个约会，他还向外交部再次报告此事：
下面是“雅克”传来的消息。法国分遣舰队可能试图驶过海峡，向西开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预计此事可能发生于未来七十二小时。
这位上将并不是进攻达喀尔计划的幕中人，所以对此并未采取特别的行动。从丹吉尔同时也拍来了一封相同的电报给外交部，该电于10日上午7时50分收到。这时我们在伦敦正在遭受几乎是继续不停的轰炸。由于在空袭中工作屡屡停顿，密码部门积压了许多未译的电报。这封电报并未标明“重要”，所以只能按次序翻译。直到9月14日方译好准备分发，这时，才终于送到了海军部。
但是我们另外还有第二条线索。驻在马德里的英国海军武官在9月10日下午6时得到法国海军部的正式通知说，有三艘“乔治·雷格”型的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已经离开土伦，准备在11日晨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这样作法，是当时维希政府已经承认了的正规程序，而且也是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所采取的慎重措施。这位英国海军武官立刻报告了海军部和驻在直布罗陀的诺思海军上将。海军部在9月10日晚11时50分接获这个消息。电报译出后，送给了值勤的上校，他又转送给（海外）作战司司长。这位军官本来应当对这封电报的莫大重要性一目了然，因为他自己完全知道这次达喀尔的远征。但是，他没有即时采取行动，而是按照通常的手续，把这封电报与第一海务大臣的电报一起送出。由于这一错误，当时他的上司们对他都很不高兴。
不过，当“烈性”号驱逐舰在地中海巡逻的时候，曾于9月11日上午5时15分在直布罗陀以东五十哩的海域内发现了这些法国舰只，并且随即报告了诺思海军上将。以直布罗陀为基地的“H”舰队的司令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同一天早晨也收到了一份驻马德里海军武官在午夜零时8分发出的消息。晨7时，他命令“声威”号在一小时内升火待发，等待海军部的指示。由于作战司司长的错误，以及驻丹吉尔总领事的另一封电报在外交部也受到耽搁，所以第一海务大臣直到三军各参谋长在内阁开会时，才知道“烈性”号驱逐舰发来了法国军舰行踪的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海军部，命令“声威”号及所属驱逐舰升火待发。它们已经升火待发了。他接着就来到战时内阁。然而，由于分别发来的这两封电报——一封来自驻丹吉尔的总领事，另一封来自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正巧都被延误，而且各个部门都未加以重视，所以一切都为时太晚了。如果这位总领事把头一封电报标明“重要”二字；或者，驻直布罗陀的这两位海军上将虽非幕中人，但如果其中之一有所觉察；或者，外交部一直工作正常；或者，作战司司长把第二封来电尽先送出，使第一海务大臣加以注意，并立刻阅读，那么，“声威”号当可拦阻这支法国舰队与之谈判，以等待明确的命令；战时内阁一定会发出明确的命令，或者在召集战时内阁会议之前，由我发出。
结果，所有我们的安排都宣告失败，三艘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遂于11日上午8时35分开足马力（二十五浬）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向南开往非洲海岸。战时内阁闻悉后，立即指示第一海务大臣，让他命令“声威”号与法国军舰进行接触，询问它们的目的地，并声明，不准它们前往任何德国占领的港口。如果对方答称是开往南方，就应该告诉他们只能开到卡萨布兰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它们进行跟踪。如果它们试图驶过卡萨布兰卡开往达喀尔，则应制止。但是一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12和13两日霾雾笼罩卡萨布兰卡。有一架英国侦察机被击落；关于另外的军舰驶入卡萨布兰卡港的报告又互相矛盾；这时“声威”号及其他驱逐舰便在卡萨布兰卡以南的海域日夜守候，准备拦截这支法国分遣舰队。13日下午4时20分，“声威”号接获无线电报告说，在卡萨布兰卡没有巡洋舰。其实，它们早已远远地开向南方，正全速向达喀尔开去。
不过，似乎还有一个机会。我们的远征军及其强大的护航舰队现在已经开到达喀尔以南，即将抵达弗里敦。9月14日上午12时16分，海军部通知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说，法国巡洋舰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并命令他阻止它们开进达喀尔。他应使用所有一切可用的舰只，包括“坎伯兰”号在内；在不可避免的时候，“皇家方舟”号即便没有驱逐舰掩护，也应出动它的飞机作战。因此“德文郡”号、“澳大利亚”号和“坎伯兰”号以及“皇家方舟”号便掉转舰首，以最高的速度往回开，以便在达喀尔以北形成一条巡逻线。直到9月14日晚它们才到达巡逻水域。这时，那支法国分遣队的舰只早已在达喀尔港下锚，张开了甲板上的布篷。
这一段意外的事情决定了法英远征达喀尔的命运。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应当放弃这次远征。不费一兵一卒地登陆并由戴高乐将军占领达喀尔的全盘计划，看来，由于这支法国分遣舰队的到达已经失败，它们很可能载有援兵、优秀的炮手和冷酷的维希政府的官员，去加强当地总督的决心、诱惑驻军并控制炮台。好在我们可以打消这个计划，而不致丧失目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威信，而且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把这支远征军转移到杜阿拉去掩护戴高乐将军对法属喀麦隆采取的军事行动，然后将这些舰只和运输船遣散或调回本国。
于是，在9月16日中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我概述了进占达喀尔计划自始至终的经过，谈到了从原定的9月13日往后延期的严重后果，谈到了各方面的情报泄露以及不幸让法国军舰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然后我宣称，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因而这一计划已经不能执行了。内阁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在当天下午2时对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发出了以下的命令：
英王陛下政府决定，法国巡洋舰之到达达喀尔，已使我们不能执行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此间曾经研究过代替的计划。
鉴于前往波马柯的交通困难，军队缺乏运输工具，来自达喀尔的敌军可能先发制人，因此，看来，在科纳克里登陆成功的机会不大。另外，以现有的海军力量，是不能从海上对达喀尔实行严密的封锁的，所以即使戴高乐的军队到达波马柯，也不会对达喀尔的形势有多大的影响。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戴高乐将军的军队在杜阿拉登陆，以巩固喀麦隆、赤道非洲和乍得，并把戴高乐的势力伸张到利伯维尔。远征军中的英国部队目前应留在弗里敦。
除非戴高乐将军对后一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否则应立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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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在9月17日到达弗里敦。所有的将领都激烈反对放弃进占达喀尔计划。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欧文将军认为，在未判明维希巡洋舰到达达喀尔究竟使当地的人心振奋到何种程度以前，不能认为它们一出现在那里，就大大改变了以前的海军形势。据说，那些巡洋舰目前都已在甲板上张开了布篷，其中两艘的停泊位置充分表明它们毫无战斗力，而是一个轰炸的绝好目标。
这是当时形势的另一转折点。在战争的现阶段里，很少见到现场的司令官一心要采取大胆行动。通常要求冒险的压力是来自国内。这一次，这位将军，即欧文将军，在出发以前曾仔细地用书面列明他的一切顾虑。因此，我对于他们现在想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