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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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司令的担心终于消解了一些，撤掉了部分“服务人员”，但仍对督师大人采取了“监视居住”的措施，并义务当起了督师的机要秘书，凡呈报史督师的机要文件，半文盲的“高秘书”首先要一一过目，然后才能送到督师大人的办公桌上。
“是可忍，孰亦可忍。”督师大人竟然也忍了！每天，形同监禁的督师一面粗衣劣食地生活，一面寝不安席地工作，并苦口婆心地与高司令着“教育与反教育”的心理较量。
这种唾面自干的修养震住了高司令，他不再坚持进驻扬州。而史督师，也考虑到高司令的“实际生活困难”，上奏弘光帝后，把京口附近的瓜洲作为高司令军队的又一个安顿之地。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和平处理完扬州事件的史可法刚想松一口气，高司令又闯祸了，但这次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五镇中的另一个大腕——靖南候黄得功。
黄高二司令一个“井水”，一个“河水”，坏就坏在黄司令的那张嘴上，黄司令自恃是正牌的政府军，根本看不起高司令的“水货武装”，加上高司令的部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所以黄司令很鄙视高司令，常在军政界大发特发高司令是“吃皇粮的土匪”等言论。
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鄙视久了，自然会产生出不满和仇恨，黄司令的这笔帐高司令是牢牢地记下了。
恰恰此时，黄司令率军由庐州北上，高司令怀疑这是史督师劝他撤离扬州，把此城交给黄司令的。于是就在黄司令经过的土桥发动了袭击。
实际上黄司令这入这次北上是去接人的，手下只带了三百人，结果一交战，三百人全部“光荣牺牲”，黄司令在手下的拼命掩护下，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吃了大亏的黄司令岂能善罢干休，他一回驻地，马上整顿兵马，准备与高司令决一死战，内战一触即发。
还是史督师，又一次当仁不让地当起了“调解员”的角色。
经过督师大人的联络协调，竭力相劝，并拿出自己的钱，以高司令的名义偿付给黄司令，终于让这次内战消弭于无形，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协议”，暂归于好。
由于史督师多方奔走，串针引线，为南明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江北人民给他赠上一个亲切的、恰当的爱称——“老媒婆”，当时流行的通俗歌曲这样唱到：“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辛苦、委屈、无奈的史督师依然在坚持、在等待、盼望自己的努力能有感动上苍的一天。
上苍有没有感动不知道，但却有两个人却被感动了，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了史督师的“统战”阵营中。
一个人就是当年背弃李自成，毅然决然同高司令携手“私奔”，现任高司令的正牌押寨的刑夫人，女人的心肠总是柔弱的，她见督师大人至诚忠义，就厚为调护，常劝高司令“改邪归正”，多尊敬领导、多和领导交流。高司令虽然桀骜不驯，却对刑夫人因为喜爱，所以惧怕；因为惧怕，所以听话，因此对督师大人的态度大为转变。史可法也感觉到这一点，投桃报李，把自己在扬州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另一个人就是高司令的心理咨询大师——德宗，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有一个绝活，就是“谈祸福奇中”，为当时的一流佛学、占卜学、运筹学及心理学专家。连高司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都毕恭毕敬尊称其为“师傅”。德宗和尚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就借讲经说法的机会为高司令作单独的心理辅导和暗示教肓。他给高司令讲：“史督师在儒家为圣人，在我法为菩萨，居士与之同心同德，可以成佛也”高司令不知为何，竟被说得连连点头称是。
终于到了水到渠戍、花开果熟的时刻，高司令开始礼敬起史可法来，变得规规矩矩，变得言听计从，“统战”工作有了成效，史督师也十分高兴，他不无欣喜地说：“我终于能得到兴平伯的帮助了，收复中原，大事可期，成功有望！”
1644年7月，史督师坐镇扬州，积极筹备高杰的北伐事宜，但这时，中央政府传来了皇帝的旨令：“督师您歇歇吧，政府要举行南北和谈了！”
第六章 纷争的朝堂
马士英与阮大铖的故事
回过头来，说说南明朝内发生的那些事。
当凝眸史可法离去的背影时，次辅马士英笑了，笑得很烂漫！
史可法外出督师，有他己想立功域外的想法，但更离不开这位马次辅在幕后的“大力协助”——无论是徐弘基的弹劾，还是高刘两总兵的上书，都离不开次辅大人的私下授意。
要问这是为什么？离不开两字——权力。
马次辅太喜欢权力，太崇拜权力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可以用取得权力——丧失权力——再取得权力——再丧失权力四个过程来个一笔总结。
同史可法一样，马次辅也是一个“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莘莘学子，最终也是靠科举考试这块金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
步入官场后，小马同志一帆风顺，历任南京户部主事、严州、河南、大同知府、山西阳和道副使、宣府巡抚。
但小马同志太想加快进步的步伐了，而在明末官僚界，实现这一想法的捷径就是送礼——主动向当今朝贵们行贿。
送礼当然不能三核桃两枣，是需要大量政治资金的。但小商小贩家庭出身的小马同志显然没有这个实力，于是乎他就在宣府巡抚才当上一个月的时候，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官帑”（地方税收收入）。
也许是小马同志的人际关系没搞好的原因吧！他“挪用公款”的违法行为被同事——镇守太监王坤举报了，结果小马同志非但没升官，反而被丢官罢职，并被发配到边疆劳改。
但小马可不是匹任劳任怨的“好马”，不久，通过走关系终于离开了令他黯然神伤的劳改之地，并“无官一身轻”地回到南京。在这里，失魂落魄的老马同志（不能叫小马了，人逢霉事容易老，小马一下变老马了）遇到了同样落魄失魂的阮大铖同志。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怀宁人，明末著名的戏曲作家，通俗画册编辑、资深军事发烧友，还有，一个大大的党棍。
阮同志与老马同志属同年进士，和老马同志一样，年轻阮同志也有一颗渴望进步的心。于是，由同乡左光斗作为入党介绍人，光荣地加入了当时的第一大执政党——东林党。
但后来，因在官位升迁中，东林党领袖赵南星投了他的反对票。这下，老阮不干了，愤而退党，并转而加入了当时第二大执政党——阉党。
在后来东林党和阉党的血拼中，老阮坚定地站在阉党的一边，充当了“文化打手”的作用，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仿照水浒故事，出版了第一部个人通俗画册专集——《百官图》。该画册出版发行上万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争相传阅，成为揭露东林党罪恶最有力、最形象的广而告之。
但即使这样，阮大铖同志还是“高处不耐寒的”，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阉党只能逞凶一时，不能逞凶一世。”
因此在每次拜会魏忠贤公公后，他总是花重金“赎”回自己的拜见帖（即名片），以不留下任何犯罪证据。
半年后，有第六直觉的阮大铖不愿这样提心吊胆地玩下去了，主动申请“内退”回乡了。
果不其然，随着崇祯的继位，魏忠贤公公就不断出现了成为一只被打落水狗的险情。
奈不住寂寞的阮大铖急于想回朝发挥余热，于是再度发挥写作天赋，挑灯夜战，整出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章。
一份是攻击阉党的，一份是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他派人连夜把这两份奏章送到北京，请好友杨维垣见机行事，看哪份奏章对自己有利，就把哪份奏章递上去。
可杨维垣是个标准的“损友”，错误地估算了形势，把那份既攻击阉党又攻击东林党的奏章递了上去，这下阮大铖的麻烦大了。
东山再起的东林党人，对他这种“脚踏两条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一致的谴责，马上将其光荣地列入三等逆案政治犯名单，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永远不许出任大明“国家公职人员”。
聪明反被聪明误，阮大铖就这样糊里糊涂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南京，老马、阮大铖这两个被迫下岗的“难兄难弟”又见面了，青山末老人已老，别有滋味在心头。他们很快地缠绵在一起，并且“相交甚至欢”。
与老马穷困潦倒不同的是，阮大铖那是相当地有钱，家里的土地豪宅就不必说了，还出资养了一个大戏班，每天自编自导、自娱自乐，创作了《燕子笺》《春灯谜》《桃花笑》等戏曲，有力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界言情剧的空白。
老马就在老阮的关照下，度过了一段“官场失意、酒场得意”的幸福时光。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失势的东林党实行“金元政治”，准备筹集二十万的白银，以贿赂司礼监太监，使东林党推出的候选人周延儒出任首辅。这时，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阮大铖看出了新的“政”机，就主动找上门来，一出手就给东林党捐了六万两的政治活动金。
在“黑金政治”效力下，周延儒如愿以偿地出任首辅。但在如何报答阮大铖这件事上，既受到东林党党纪（正邪不两立）约束，又受到国法（阉党成员永不起用）的限制，一时间左右为难。
但出来混，欠下的帐终究是要还的。不得已，周延儒想出了个“折中”的方案，派人对阮大铖说：“你当官是没指望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自已的朋友当官。”
阮大铖马上就想到了老马，于是，不到一月，老马就被周首辅举荐为兵部右待郎、凤阳总督。
时值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崇祯帝命马总督速与进讨。深知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