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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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秦始皇对李斯等外籍政团已相当不信任，除了政策推动上的失败外，李斯过分排除异己，权力欲过重，和近两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都带给始皇身心极大压力。他似乎领悟到，只有长子扶苏继承大统，才可能矫正这些错误。
扶苏的个性颇像年轻时代的秦始皇，倔强、果敢、开朗又富宽容心，因此很得本土派军团领袖支持。统一天下后的秦始皇重用外籍政团，逐渐疏远替他夺权的本土派领袖，加上统一政策推动上的重重困难，使得始皇父子间意见常有矛盾；尤其是为了焚书及坑儒事件，更形成两人台面上的争执。因此始皇一气之下，将扶苏派往北方边疆，便是对他“不听话”的一点惩罚。
但扶苏到底仍是最可靠的继位人选，即使在病情严重时，孤独的秦始皇，脑子中惟一信得过的仍是扶苏。由于扶苏是现行政策的主要反对者，因此始皇并未将这件事和李斯商量，临终前，只得将遗言书状、军队调动令及玉玺，交给随侍在侧的宦官赵高。指示扶苏直接回咸阳主持丧事，无疑是秦始皇也同意现行政策必须作重大改革。
赵高虽是宦官，但他的先祖属赵国王室之亲戚，因此和秦王室也有亲属关系。不过赵高家族一支早已衰颓，家中甚贫，因此其兄弟多人皆为宦官，身份不高。但赵高自幼企图心甚强，思考力敏捷，学问渊博又深通狱法，秦王政时代便以能力卓越而被破格提拔为中车府令，并出任始皇幼子胡亥之老师，教胡亥学习法令制度。
但不久赵高牵连到重大罪刑，由蒙恬之弟蒙毅负责审理，被判处死刑。幸始皇怜赵高忠诚，工作又认真，特下令赦免，并复其官职，但赵高和蒙氏兄弟因而结怨。
始皇晚年，接受卢生建议，刻意隐密自己言行，因此赵高成了他和外界最重要的联系桥梁，甚至和李斯间的沟通，除非重大事情，否则都由赵高代劳，使得赵高权势暴涨，也逐渐培养他的政治野心。
大权在握的始皇帝，似乎没有注意到赵高和蒙氏兄弟间的交恶，更不认为胡亥对扶苏有任何威胁，而将此重要事件循惯例交由赵高处理。
宦官地位卑下，因此对人事问题特别敏锐。赵高接到此一指令，衡量自己和扶苏、蒙恬的关系后大为不安，并且考虑自己的未来，自然非常不希望扶苏出头。
由于始皇死得仓促，除了少数亲信，不会有人知道其死讯，更不会有人知道有关扶苏的指令，因此他决心冒险趁机夺权，但至少仍必须获得胡亥和李斯的合作。
胡亥个性软弱、温和而无主见，虽然不忍心违抗父命，但在赵高软硬兼施的说服下，首先答应合作。
早年得始皇破格提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本身既以法家自持，自然不愿违反始皇遗命。但聪明的赵高以利害游说之，他指出，如果扶苏掌权，蒙恬和本土派领袖必受重用，他们都强烈反对李斯的中央集权政策，到时候，李斯不但权位尽失，可能连性命都难保。这一招正好击中李斯一向好疑又缺乏安全感的个性，只好在万般无奈下，答应和赵高合作。
假造诏书，扶苏蒙恬身皆死
首先由李斯伪造始皇遗书，拥立少子胡亥登基，并暂时隐瞒始皇死讯，火速赶回咸阳。由于7月间天气日益炎热，尸体容易发臭，李斯乃下令车载一石鲍鱼，以混乱尸体的腐臭味外溢。等到巡幸队伍由新建驰道直入咸阳后，才发表丧事，并由胡亥袭位，承续大统，是为二世皇帝。9月葬始皇于骊山陵。
对李斯和赵高而言，最令他们担心的是驻守北方的扶苏和蒙恬的庞大北征军。如果依始皇遗命，让扶苏入咸阳为皇帝，以扶苏的刚勇和果敢，外籍政团力量必被彻底铲除。因此在沙丘密谋时，李斯便决定在公布始皇死讯前，先阴谋杀害扶苏及蒙恬。
但扶苏声望颇高，蒙恬又统有秦帝国最庞大军团，要击败他们是非常困难而危险的。因此李斯决定利用赵高手中的玉玺和始皇随身佩剑。他首先选择最为可靠的禁卫军领袖为特使，并配属大量禁卫军团，带着伪造的始皇敕令，急速直扑北方军的大本营。
禁卫军团首先以突击方式，收缴了蒙恬的军权，又假传始皇命令，将北方军指挥权交付本土派军团领袖王离，再行逮捕蒙恬及扶苏，并出示伪造敕令及始皇佩剑，赐死扶苏和蒙恬。
始皇父子不和虽是公开的秘密，但刚愎暴躁的始皇从未有残害大臣的记录，更何况是自己的亲生子。始皇健康不佳，也早有传闻，然而在东巡途中，无任何事前迹象，便突然赐死长子和北征军统帅，岂不令人起疑？因此依常理判断，扶苏和蒙恬怎会只为一把佩剑及一张未经证实的君令便急于寻死？
策划此阴谋的李斯想必早顾及此，所以与其说是派使者去赐死扶苏，不如视为外籍政团派利用禁卫军，对北征军团作了一次策划周密的不流血突击战。北方军团虽号称30万众，但他们必须防卫数千里之边疆，势必分守各地要塞，留守大本营的军力其实不多。李斯派遣的禁卫军团同属友军，事前也没有任何不利风声，蒙恬自然不会预作防备，因此禁卫军很快便控制住大本营的军队，蒙恬即使想作反抗，也无能为力了。
虽然蒙恬极力反对扶苏自杀，主张应要求晋见始皇，但扶苏认为大势已去，苟延生命反而自取其辱，何况有始皇佩剑为证，遂自杀。蒙恬仍坚持亲见始皇，使者唯恐逼得太急，造成北征军团不满而生变，只好将蒙恬暂时监禁于阳周的军事监狱中，并依皇令解除蒙氏一族的所有军权。蒙恬自然是永远也见不得始皇，日后即在胡亥令下，吞药自杀于狱中。
蒙恬的先祖是齐国人，祖父蒙骛在秦昭襄王时代，投奔秦国求发展，由于秦王室先祖亦起自齐地，因而对他特别有亲切感，加上蒙骛颇富军事才能，在征韩、伐赵、攻魏战争中居功甚高，曾官至上卿。蒙骛子蒙武，曾参与王翦伐楚的征战，当时击杀楚军统帅项燕的便是蒙武的军队，使蒙氏在秦国军团中声望大幅提升，到蒙恬时已统领秦帝国最大的北征军团，并负责指挥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
蒙恬文武双全，曾著有狱典文学，因此深得始皇重用。但蒙恬虽统大军，却非本土派的军事领袖，李斯便是利用这种矛盾，首先将北征军指挥权交给真正本土派的王离，使本土派军事将领在沙丘事件中保持中立。至于扶苏自杀，自有始皇亲笔指令，也与他们无关。沙丘事件起始，李斯原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但他充分利用掌权的方便，配合赵高及胡亥的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击败强大的政敌扶苏和蒙恬。
赵高擅权，动摇大秦帝国最后根基
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时，虽已21岁，但他到底是始皇幼子，虽有伪造之指令，也无法取得其他公子之心服口服。何况扶苏的死因可疑，而且本土派重臣根本不满李斯及赵高集团，使原本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秦帝国，更因而处于政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
胡亥原本无心政治，更没有当皇帝的心理准备，如果不是赵高半强迫的威胁利诱，他必也无心于夺权。因此即位后，他便派赵高为郎中令，把一切政事均委托给赵高，甚至连宰相李斯都很少接见。
赵高虽然聪明干练，但长期居于内宫为宦官，对外面的情势了解太少，对秦帝国的内忧外患，除了在处理始皇之公文时略有所知外，也很难真正掌握。因此他关心的不是解决国家的各种危机，而是如何与众公子和重臣们夺权，如何拥有像他最熟悉的秦始皇般的权势和威风。
因此，在二世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赵高便主张举办如始皇般的天下巡幸活动，规模几乎和始皇最后一次巡幸一样庞大，同时也举办各种刻石及歌功颂德的祭典。但由于胡亥即位不久，内部便因争权的暗流太多而呈现皇权不稳现象，也频频动用大军及国库费用在扩建宫殿和埋葬始皇的骊山陵工程上，人力和物力的耗费都很惊人。
宰相李斯大为担忧，乃联名右相冯去疾上书，劝导胡亥努力稳定内部，以集结国家力量。
但胡亥以为李斯故意批评他，便和赵高为谋道：
“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
赵高也深为大臣之不服而苦恼，因此建议胡亥以强硬态度对付不服的大臣，以建立皇帝威权。
“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平生所不可者。”
赵高并主张摒弃目前的当权阶层，大量起用新人，以巩固新的权力体系。
“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
统一政策的推行已经困难重重，赵高的夺权策略，又把始皇和李斯辛苦建立的官僚系统完全摧毁，政治上的混乱可想而知。他接着“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连近侍的小孩都不放过，六公子戮死于杜，并逼使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自杀；所有秦皇室宗族及本土派军团领袖大为恐慌，纷纷逃离咸阳。不少军团因而解散，相关部属士兵因领导者涉嫌叛乱，全部连坐为罪犯，并被派往骊山陵做苦工。商鞅变法以来努力建立的国有化武装部队，也在这次夺权行动中完全崩溃，据说被流放到骊山陵的便有70余万人。
赵高认为夺权行动已成功，为节省公帑，乃大幅度缩减秦始皇的禁卫军团，其主要工作只成了陪伴胡亥和赵高，令教射狗马禽射之游戏而已，战斗意志和士气均大为消沉。其他的部队除防守各地方安全者外，全部调为监督全国各地驰道、宫殿工程，以及运送粮食的后勤部队。至此，维系摇摇欲坠秦帝国的最后栋梁——官僚体系和武装部队也完全解体。
渔阳战鼓，各地方动乱又起
二世皇帝元年7月，终于发生了渔阳县守备队长陈胜和吴广在楚地所发动的军事叛变。
陈胜及吴广均为颖川郡（今河南省）人，陈胜企图心强，并颇富胆识及组织力，只是身处乱世，家道贫穷，以致难以为生，年轻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