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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憷胱〈κ翟谔叮忝刻焯旄樟辆推镒孕谐档降靥荆缓蠡怀斯唬旧弦姆呀�5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但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你又始终不敢懈怠，拼命加班，没钱也没时间娱乐、交朋友，更不敢乱花钱。而这样，在北京城里买一套房子，还得是拼死拼活工作攒钱25…30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北京生活了5年时间的小任非常明白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现在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在北京，生活环境是让他不满意的。若非因为工作，他根本不可能呆在北京，并且一呆就是5年。
在面对“你觉得北京是否宜居”这个问题的时候，小任非常肯定地以一个字加以明确——不！他否定这座城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空气不好、交通不好、消费过高。对这些问题，他像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一样，显得一筹莫展。
26岁的小任在北京曾经参与过一起团购，试图通过团购买到一套小面积商品房，但是这起团购由于组成人员的繁杂及开发商的讨价还价不得不宣告解散，眼下他仍没有买到房子。小任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不过他并不认可城市发展一定需要牺牲人们的空间。而留给他这样一个外来者的选择，只剩下一种，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为此，他深感无奈。
结语
“如果我的生活像一卷录影带一样，我一定要找到我22岁时候的那段带子，我一定要重新播一遍。那时候，我就会选择和我的爱人回到老家，买一套不大的小房子，和我的孩子、爹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电视剧《蜗居》里的台词或许已经令不少北漂族开始重新盘算去留问题。
对大部分“北漂”们来说，这座城市为高端人才编织的“北京梦”并不属于他们。北京能给予他们的幸福大致相同，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因为当初的梦想，因为现实造成的严重差距导致你不得不前往大城市追逐更好的生活。为此，你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北京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你坚持下去了，就一定能成功吗？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发布了《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首次提出京津冀高层次人才可自由落户等政策。杨开忠，《纲要》编制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表示北京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届时，无论是涉及高端人才的子女入学还是医疗社保，都将享受当地市民同等待遇。
这项政策再次表明，向来都是“独大”的北京，再次放低了身段，将户籍这道门槛又降了一格。但是，仍然要提醒你注其中的关键词汇：高层次人才。
显然，北京在筑高流动人口进京门槛、清理城内“低素质”人群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
第四章 大北京的小猫腻
要生活在这座城市，除了适应城里的建筑、交通、物价和空气环境之外，城里的人更是不可忽略的。想要融入北京城，就得学做北京人。而北京人关心政治、爱摆官架子，以及大院子弟们的优越感，无一处不透着“势利”二字。
一位北京女性揶揄她刚离婚的丈夫：“他老说周围的人都是短期行为，他要考虑的，是中国的事，而且是中国二三百年后的事。但是他对自己家中两个月后的事却不知所然。”北京人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刻意忽略之外，北京人骨子里的“官味”也是这方水土的特产。罗大佑就曾无限感慨：“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这种俯视众生的官架子自然会给平凡的生活带来重重矛盾。
但是，大院文化、大院子弟的优越感，以及他们作为“官二代”、“官三代”的特殊身份所引发的社会优势资源倾斜不公等“谣言”，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深深隐藏的猫腻。
1。胡同里的“贵族精神”
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来，这座城市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过，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于是，政治成了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人和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
有一项关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座城市居民总体阅读习惯的调查，结果发现北京和广州期发量最高的都是都市日报，上海是生活服务类周报，深圳是文摘类杂志。在北京销售量最大的报刊类别是新闻类报纸，这一类别的报纸包括以《北京晚报》和《京华时报》为代表的都市报，以《参考消息》为代表的国际时政消息报，也包括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综合类周报，这一类报纸在北京，无论是进入期发量前30名的报刊种类数量，还是占前30名期发总量市场份额都明显地高于其他城市，以11种和54。35％的市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
爱参政议政是北京人的特点，而社会生活的广泛政治化，也使这座城市形成了其独有的性格：自居天朝的“正统感”、“耻于言利”引发的服务业落后，以及强烈的门第意识，等等。天朝心态
有人说，上海人排外，是因为他们崇洋，以“虽是土鸡生的蛋，却是洋鸡孵的蛋”为豪；燕人排外，则是因为他们媚上，以“天子脚下，舍我其谁”为荣。
自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末民初，满汉杂处，而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正如作家赵园所说，老北京就像“一个久历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说像破落的旧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维持其气度的雍容高贵”。然而这种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说，老北京人讲究的是“倒驴不倒架”，那么，旧上海的信条则是“笑贫不笑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在旧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齐整，衣服不光鲜，那么，一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门了会不许你走正门。”这时，声称自己姓罗曼诺夫或爱新觉罗是没有用的，那只会引起哄堂大笑。
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贵族，虽然也会感到“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仍不难通过别的东西，比如自己的气质、风度、本事，赢得他人的尊重。哪怕这本事只不过是会看点儿风水，批个八字儿，唱几段京剧或单弦牌子曲，懂得养鸽子养鸟养金鱼的章法，也能让他不失体面地活着，在吃棒子面窝窝头就咸菜喝粥时不觉得“跌份”。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鲜明。政府官吏和知识分子，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数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与上海和南方的理论研究注重实用、围观、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那种整体的、宏观的、战略的和方案的研究。那些身处国家机关和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央的”信息圈之内，便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中央思维”，往往不自觉地用政治家的思维模糊了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顾颉刚就于1925年感慨道：“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弄得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做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正是这种天朝心态，在政治中心的巨大官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国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话剧《茶馆》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这几乎成了所有北京爷们的共识，“天朝心态”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我们常常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这样一位北京青年，留美归国后担任美国某大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个职位在别人的眼里也许风光无限，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心灵的煎熬之中，因为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权势者在对外合作中的中饱私囊，他更是痛苦异常。为了解脱自己，他最终辞去该职，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个小老板给北京一家青年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经商过程中道德在沉沦。由此在该杂志上引发了一场讨论。但广东人却对此事嗤之以鼻，他们说：有什么好讨论的？该干嘛干嘛就是了！
正是天朝心态让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种“正统感”和民族大义，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爱之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对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义。
然而，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所说：“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种政治化思维，其表现之一，是宏观思维。这是那种居于中心或高层的人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
比如文化艺术现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轰动，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北京各阶层对文化艺术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参与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这样的平常心看戏和评论。而在北京，人们则会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各个角度分析、揣摩、猜测、评论，搞得满城风雨。也确有各种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或察言观色，或推波助澜，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易中天说：“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