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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章

1852铁血中华-第2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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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著春秋,关键是“令乱臣贼子惧”。这位老先生“为尊者讳”,用谣言倒逼真相的方式树立起了儒家的模式,硬是让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史家记述方式遭到了挑战,乃至颠覆。
  韦泽现在的做法无疑是在颠覆儒家的传统,是对儒家“为尊者讳”的态度的一次全面逆反。例如韦泽预测了九个月之后可能会爆发的战争,并且在光复会内部开始进行统筹策划的同时,也很民主的把中央委员会常委们做出预测的这件事给通知下去。这可是把李玉昌给吓坏了。中国是个文化非常先进的文明,在几千年的文明积累中,中国人讲“仁、义、礼、智、信”。而这最根本的其实就是一个“信”字。不管文人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解释“信”,普遍的约定俗成的态度其实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做人不能没有结果”。
  韦泽现在公然以“光复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预测,如果这个预测没有变成现实,那么谁来承担责任?自然是光复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按照韦泽所指出的封建制度的常态,如果预测不准,韦泽就得让中央委员会常委委员们来承担起责任。作为常务委员之一的李玉昌也是跑不掉的。
  见李玉昌对此一言不发,韦泽笑道:“看来李玉昌同志是信不过我啊!”
  若是平时,李玉昌自然要说些场面话,什么“我当然信得过都督”“我支持都督的看法”,这种话都是嘴边上的,随时都可以说。可李玉昌恰恰不想用敷衍的态度来对待韦泽。
  按照传统来说,李玉昌献了自己的侄女给了韦泽,并且拉了一两百徽商出身的人追随了韦泽,算是从龙之臣的标准表现。但是李玉昌并没有敢把自己摆到皇亲国戚的地位上。首先就是光复都督府对待同志们的出身并不在乎。其次就是追随韦泽的从龙之臣未免太多。
  李玉昌现在当然不敢拿自己和韦泽的亲戚身份获取特权,不过这可不等于李玉昌就心甘情愿的跟着韦泽一起倒霉。
  有着和韦泽这样的一层别人没办法比拟的关系,李玉昌自然和韦泽有着格外米的联系。所以李玉昌对韦泽的这个“民主”做法是颇为失望的,他认为韦泽并没有展现出一个“开国皇帝”应该拥有的气势与号召力。“君不密丧其国,臣不密丧其身”,韦泽这种必须承担责任的做法等于是把自己的身家给赌上了,连带着,跟着韦泽的这帮人也被赌上了。
  韦泽为了实践民主集中制,搞了党内透明化的政策。包括制度内每个人所负责的工作,要承担的责任。光复会从上层到基层,必须都清楚自己的权力、义务,职责。在光复会内对这些权力界定达成一致的时候,光复会就需要按照民主原则修订原先的章程。理论上,如果存在居心叵测的家伙,而战争并没有爆发,他们就可以要求对上层的人事进行“调整”,从而合理合法的推翻韦泽的地位。
  一个公然允许自己的地位遭到挑战,一个公然承认自己的地位是可以被推翻的人,在李玉昌看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
  韦泽并没有想到李玉昌的态度,他此时关注的是整体战略,所以韦泽坦然说道:“满清在1840年是怎么输掉的大烟战争?因为英国人抓住了满清的命脉,封锁了漕运之后,满清的财政受到了沉重打击,所以他们不得不向英国人屈服了。我们现在在广东,英国人可以用更加直接的手段来打击我们,封锁沿海,攻击我们的船只。现阶段的特点是我们没有办法和英国人在海上争雄。那么我们能做的只剩下暂时放弃海上争锋,和英国人在内陆上抗衡。”
  “那都督准备怎么办?”李玉昌既然不敢直接去否定韦泽的民主态度,那就只能试图从另外的角度来证明这套制度搞不通了。
  “如果光复都督府只是我韦泽一个人的,如果这广东只是我韦泽一个人的广东,面对这样的艰难局面,面对每年几十万上百万两的大烟贸易中的利润相比,我韦泽一个人算个球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把我韦泽一个人出卖掉,只要把我韦泽一个人主导的禁烟政策毁灭掉。那么英国人立刻就能撤下对广东海上的围攻。大家生意该做照做,该赚的钱一文不少。”韦泽阐述的内容非常残酷,但是态度又是极为理性的。
  李玉昌听了这话之后哑口无言,真相有时候就是如此简单,可是真相又是简单到无比残酷,残酷到让人没有勇气去直面。
  韦泽可没有扭过头去不看真相,所以他的态度显得格外坚定,“我们若不能代表了广东地方上广大群众的利益,若是不是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利益,禁烟政策就不可能成功。若是我不能和光复会的同志们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一致,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我们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在我们自己都不把我们为群众做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群众就没有理由支持我们。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能指望人民跪倒在我们面前请求我们这么做,而是我们自己得先坐了,然后努力去得到人民的认同!”
  李玉昌虽然有自己的想法,可很明显,其他常委也有着不同的想法,实际职务等同于广东省长的毕庆山用一种觉得有点无法忍耐的态度说道:“都督,你不是要让我们继续宣传吧?我们这可是真的没那么多人啊!再说大伙刚把广东这边的豪强打击了一圈,百姓们顶多因为害怕,所以在观望。我们可不一定能说服百姓呢!”
  韦泽冷笑道:“广东百姓当然在害怕我们,可是眼下的情况,我们必须发动群众。让那些被大烟毒害的群众知道,未来遇到的战争不是我们和英国人之间冲突,而是英国人要继续向广东销售大烟,要靠继续毒害广东百姓来赚钱。我们和他们打仗,是为了保护广东的百姓。如果不能让广东百姓知道未来战争的真正原因,如果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和广东百姓有着同样的利益,广东百姓怎么可能支持我们呢?”
  说好听话当然是容易,但是实践这点却是很难。毕庆山讶异地问道:“都督,能行么?咱们这么说,百姓能信么?”
  “咱们什么都不说,百姓更加不信!取信于民,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过若是什么都不做,那十年二十年也办不到。取信百姓之前,我们先要取信于自己的同志。这次的预测不管是不是正确,都要先搞下去!我现在就要求大家把这些搞下去,谁不相干,谁就可以靠边站!肯定有愿意干的来!”韦泽非常坦率地说道。


第74章 规模的艰难(十)
  光复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1856年3月1日召开,全部1722名会员以及预备会员几乎都返回广州城参加了这次会议。
  韦泽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就公开要求将三大理念放入光复会的纲领中去。第一、土地国有,人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第二、以工农联盟为光复会社会基础。第三、确定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
  其实韦泽自己在最终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都觉得挺可笑的,在他之前的想象中,这些玩意都是虚的,不过是口号而已。发展的道路其实可以看着很简单,韦泽利用在科技上的穿越优势发展工业,建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然后征服世界。他韦泽韦都督成为中国空前伟大的人,后世人等顶礼膜拜。
  等到韦泽亲自成为军事力量的一把手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实在是错的离谱。首先就是土地问题,在中国这个国家,土地问题超级复杂。关于土地的最简化理论模型,出租土地的是地主,租赁土地的是佃农。只要抑制住了地主,拉着佃农,一切事情都迎刃而解。
  问题就在于这等简化模型看着很有说服力,却仅仅是“看着”而已。首先就是出租土地的其实未必是地主,南方这样的地区山地多,平地少,土地经过几百年的买卖之后,产权与所有权错综复杂。一个人可能出租自己的小块土地给地主,然后再从地主哪里租佃面积较大的土地出来耕种。至于各种长佃、短佃,甚至是季节性的租用土地。都是极为常见的局面。
  而且私有土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所有,以家族为单位,还存在“族田”“公地”“塾田”(该土地上产出的东西,用以供养私塾先生,保证家族子弟都能受到文化教育)。一定要形容的话,这些倒是颇为类似于后世的“信托投资”。
  土地被一张复杂的大网罩在其中,同一块土地若是加上各种抵押局面,可能同时属于十几个人、家族、商团所有,同样,又不归属于任何一个人、不归属任何一个家族、也不归属任何一个商团。
  韦泽考验的时候背诵以及读过一些比较经典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让韦泽印象深刻。“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现实永远都比任何温情脉脉的幻想给能教育人,21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越来越简单,社会关系越来越简单,社会矛盾同样越来越简单。虽然这种根本的社会矛盾看着难以解决,但是这好歹是一个还能够去解决的矛盾。而在这个时代,土地矛盾和关系已经复杂到了除了彻底推翻重来,就根本没有解决可能的地步。
  在中国,土地被赋予了太多太多,同时承载了太多太多。如果韦泽以“绝对正义者”自居,认为自己能够完美无缺的理顺一切关系,解决一切问题,那么韦泽就可以爽快的去自杀。因为这种看法本身无疑极端错误。
  韦泽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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