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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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樘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面，身为重臣的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
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
【二】
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其命运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丘母粗通文墨，很早便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天赋，3岁即能识千字，更“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硬破”半个月，吓得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不成其大志？”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
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3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丘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7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3年之后，丘浚的“恩人”萧兹横遭劫难，此时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萧兹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丘浚上书反对，提出“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16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才看到“夺门之变”的真相。
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30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造性建议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此项奏议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3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的14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经典——《宋元纲目》，这部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定对蒙古政策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见深时代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被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也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23年中，忙里偷闲，默默地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三】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樘，收到了丘浚送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20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身为后人的丘浚，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治天下。
这部30万字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
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
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