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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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力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田,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
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起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