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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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一年任申花队主教练期间，经常有队员跑到俱乐部反映对我的不满，俱乐部再把这些反馈给我，我对俱乐部的这些做法有意见，我认为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搞过职业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门员学习班上，我问老那，在德国，惧乐部、教练员、球员三者关系是什么样的？他说：“队员对主教练负责，主教练对俱乐部负责。”我又问，如果队员向俱乐部反映主教练如何如何？俱乐部应该怎么办？老那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一脚踢回去！”
老那的话，更证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乐部想让我再干，这两点我必须要向俱乐部提出来，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认同，否则我坚决不会再干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在外人的眼里，我干得轰轰烈烈，非常不错，把一支年轻人组成的球队带到了第三名，比过去的上海队成绩还要好，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因为这是新旧机制、新旧观念在初级阶段转换时的必然反映。我从心里感谢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环境，感谢上海市委、市府和俱乐部对上海足球的支持。这与众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国其他惧乐部极大的羡慕。在我们工作低潮时，足球书记、足球市长亲自参加俱乐部改革座谈会，为我们的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足坛改革鼓与呼，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体委到企业办球队的转变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结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际，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10个字：风雨中开始，风雨中继续。
第三章 申花初烂漫
1。被续聘了
1994年，我们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当然，我还要感谢吉林队的金光诛。如果不是他把点球罚出界，我们就不是第三名，而是第五名了。金光诛的这一点球，对我们申花队，对我本人带来的影响，可是太大了，我甚至想，正是这个没有踢进的点球，才使我有机会继续执教申花，并在第二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庆祝会开过了，假也放完了，又要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1995年的工作将如何做？目标是什么？我没有底。更何况我会不会被俱乐部续聘，还是未知数，我等着俱乐部给我们“亮牌”。
虽然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但是市领导对此好像并不满足。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不止一次地说过，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陈良宇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说实话，这的确是非常高的要求。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信心和把握。
上海从30年代起，就一直是中国足球的领头羊。上海足坛曾经出过李惠堂、孙锦顺等亚洲一流的球星，上海的足球应该重现历史，再现辉煌，应该是全国第一。但是，上海足球这些年一直在的低谷中徘徊，要重振过去的雄风，困难会很多。申花队目前所做的，只是打基础，打好基础最重要。1995年是上海足球关键的一年，但是这个目标究竟定在哪里呢？
1995年元月，俱乐部召开了董事会。在召开董事会之前，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找我谈话。沈立恭首先肯定了我在1994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我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他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在工作方法上有所改进。对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也给予支持和肯定。另外，他还要我对新闻界讲话时应当注意尺寸。
郁知非说，我们一年来的合作总的来说还是愉快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不懂足球，不懂俱乐部管理的人来说，收获非常大。他还希望我今年再创辉煌云云。最后他们告诉我，俱乐部将继续聘用我担任申花队主教练。
他们讲完后问我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我对俱乐部继续聘用我表示感谢。另外还对俱乐部的工作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关于这次民意测验的问题。我说，我对你们的这种作法有看法。搞足球队与搞企业和其他项目是不一样的，不能采用搞企业的方法来搞足球队。这一年的工作你们也应该看到了，一个球队虽然只有20来个队员，但管理他们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你郁总过去也对我说过，你管理一个几千人的企业很轻松，但管这20来个球员的申花队，怎么就这么多事情？我说，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韩复东，原来在部队是一个军的军长，是贺老总把他从部队调到国家体委的。1960年他率领中国足球队访问缅甸，回来后连说，带一个20来人的球队，比带一个军都困难。过去，体育比赛中充满了许多政治因素。足球队当时是随中央政府代表团出访的，因为政治需要，比赛必须0比0打平。按当时我们的实力，赢二三个球没有问题。好在只要是0比0，不把球射进网内就行了。结果是很顺利地打平，完成任务了。回到北京以后，双方要再打一场，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要求只能1比0赢。当然，做起来还是不太困难，只要打进1个球就可以了。韩领队认为最困难的，还是球队的管理。那时的球队管理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好上几百倍。球员都非常地自觉，训练和生活上根本用不着教练、领队像保姆般地去管，要说有什么问题，也不过是有点娇骄二气罢了，绝对没有出格的，更没有溜出的事发生。即使这样，他都觉得运动队难搞。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球队管理非常难，当然管理企业也很难的。但是管理球队与管理企业是不同的。我对俱乐部去年底搞的民意测验仍然耿耿于怀。我说，俱乐部怎么能听队员的呢？你们要听运动员怎么讲怎么讲，就像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样下去教练的威信如何树起来？
郁知非马上对我解释道，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队员了解情况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谈了。
我的第二个意思是，俱乐部、主教练和队员三者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我为此曾特别请教了施拉普那。他告诉我德国足球惧乐部的管理方式，那就是球员对教练员负责，教练员对俱乐部负责。我说，我希望我们今后也能够参照国外先进俱乐部的管理模式，队员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如果有队员再找到俱乐部去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把他踢到我这里来。郁知非回答得也很干脆：一点没有问题。
最后，我说了球队建设的问题。我提议，外援内援的工作要抓紧。内援问题，根据陈副书记和龚副市长的指示，要挑最好的。我说，在你们决定续聘我之前，我已经就内外援的问题做了一些工作。我联系黎兵、郝海东和胡志军等，这些队员原来都是我国奥队的队员，我认为我讲话还是管一点用的。但是联系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郝海东是现役军人，转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时的部队还没有转会一说。再说解放军队就指望着郝海东进球，少了海东根本不行。即使部队可以转会，以当时的情况，也是不可能让他走。胡志军从广州转到上海也挺难，主要是广州市体委方面有困难，他们不会放人。最有希望的只有黎兵了，他转会的可能性最大。
黎兵是我从贵州把他招到国奥队的，现在辽宁队。前不久黎兵到上海我与他谈起过此事，他也有意来上海。何况，黎兵的女朋友当时正在上海体院进修。但是没有料到后来黎兵去了广东。
这是我的疏忽了。我原想他女朋友在上海，工作应该好做些。不料他后来去了广东队。原来他是要去广州队的，太阳神俱乐部的人都到过他家去了。但广东队工作做得更彻底，居然在半道把他给截走了。后来在昆明我曾经问起黎兵，你当时不是想到上海来吗，为什么又走了？是不是那里的待遇比上海好？他说不是的，主要是怕外地人在上海与上海人不太好相处。广州那里更开放些，与外地人相处可能会好一些。
尽管如此，我想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细一些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改变。
内援我就只看中这三个。除此以外，还没有更合适的。这三个争取不到，“内援的名额”也就没有了。
外援方面，瓦洛佳与莎莎的作用在队里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外援是沈阳的莎莎，这个秃头“老毛子”在沈阳海狮队里是最有威胁的人物。94年我们第一场对沈阳海狮队，就被他冲得差点乱了阵脚。郁知非忙说，那你快想办法，赶紧去联系他，这个队员我们要了。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飞北京。沈阳队的教练谢尔盖也是俄罗斯人，他正好在北京，听说莎莎全都听他的。我会通过中国足协的杨秀武找到他，杨秀武会俄语正好请他当翻译。
申花队中的外援门将库茨是绝对不能再用了。1比6的惨败，给我们，也给这位当事的守门员造成了太大的心理创伤。但是蔡建林状态时好时坏，贾春华还不能挑大梁，守门员非得再找一个。我说，我还要去一次俄罗斯。
这次谈话气氛很好，大家畅所欲言，在许多方面也达到了统一。最后谈到了1995年的“指标”时，沈副区长和郁知非都说，你先等着，等我们开完了董事会后再说。
我便退出了会议室，独自坐在门外休息室等着。我只是俱乐部聘用的球队主教练，不是董事，不能参加董事会。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这一点我想得很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董事会才开完，我被叫了进去。一进去，但满屋子的人都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