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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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名为阿布蒙博兹（Abumombozi）的小镇，位于扬布库疫区中心以北80英里处。传说扎伊尔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学教师，就曾乘车通过这里北上，因此我很想知道这里是否也有瘟疫的迹象。有位医生告诉我，他没听说附近曾发生瘟疫，但他不时见过带有伤寒症状的病人。他见到的真是伤寒病人吗？扬布库的医生在未能对病情作出确切诊断之前也常说病人患的是伤寒。医生是否把两种疾病混淆了呢？我无法得知，因为现在没有病例，而过去的病人又没有留下化验结果。
当我到达扬布库后，我们的小组还在村里作调查，询问村民，采取血样，以便了解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们当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发现扬布库和恩扎拉两处瘟疫之间的联系，我只能使他们失望了。“从一处到另一处需要穿过4个不同的部落地区，而且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处去。”我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对我的说法抱有怀疑。两个地方同时发生瘟疫，不能不使人们怀疑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我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深信无疑。三年之后才证实我的看法是对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们在当地的天空教布道处过夜，打算搭乘第二天的军用机回金沙萨。上午十点左右，我赶到机场，原只说按计划有飞机到，并没说明一定有。因此当我到达机场看到有架飞机停在那里，还真有点惊讶。更使我惊奇的是看到有群人围在飞机周围。大多数是妇女，脸上涂沫着白灰，悲伤地大哭大叫，捶胸顿足。好橡机舱尾部发生了什么灾祸，是什么灾祸说不准。走近些时，我看见有人把几个木箱抬进机舱。天啊！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材！我得与飞机上满载的死人一同飞回金沙萨。
我问旁边的一个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吗？
“他们是飞行员，先生，”他回答说，“他们开的直升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这人看着我，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真象更多地告诉我。“天气很坏”，他好像认为这点解释不够，又接着说：“飞机没有油了。”
“谢谢你”，我说，并准备走开。
但这人又加上一句：“他们喝酒了，喝得大醉。”
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个同事彼得皮奥特（Peier Piot），扬布库小组的成员，本来打算乘那架出事的飞机回金沙萨的。当他看出这些飞行员的醉态，就明智地没上飞机，我们同在扎尔伊作过关于爱滋病的调查，相处很好，他现在是联合国艾滋病项目的负责人。我猜想他会常常想起那桩事件的。
找到飞机残骸和那几具尸体，曾花了几天时间，因此尸体已经腐朽发臭了。机舱内的恶臭可怕之至，我当然愿意与另一伙人同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从哭喊着、脸上涂着白粉的妇女中间穿过，走上飞机。在空中要呆整整两个小时，无法摆脱令人作呕的恶臭，怎么受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系好安全带，坐在死人堆中。
几个星期之后，另一批物品被运往金沙萨，转运亚特兰大。这批物品实际是从扬布库及其附近居民中采集的600瓶血清一一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去作埃波拉病毒抗体化验的。我们无从了解的是这些小瓶装着一个和埃波拉病毒无关的秘密。它和其它几千种样品一起，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恶魔一样，被紧锁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冰箱内。十年过后，我们才掌握了打开这把锁的知识，然而一一切都太晚了。
了解拉沙病毒
在贫穷的塞拉里昂共和国，约翰·卡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权者。他今年三十来岁，毕业于该国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贝（Forali Bay）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他的老家边远又贫困的东方省塞格布韦马，在圣灵（Ho1v Ghost）学校当一名历史与法语教员。他受到学生的尊敬，学生把他当成楷模。塞格布韦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的人不多。人们有事都来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师，更是他们的朋友。他能帮助学生解开法语动词中的奥秘也能和他们一起踢场足球。
他体格壮健，很少生病，因此当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半夜醒来感到有点不舒服时，还感到奇怪。他的皮肤摸上去有点发烫，头有点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场紧张的足球赛之后也没这样痛过。当然，他刚从附近的一个村探亲回来，那里的路很难走，而且天气酷热，尘土飞扬。所以他认为是由于旅途劳累而引起的不适，于是翻过身来试图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肌肉也更加酸痛，并且肯定发烧了，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生长的地方，疟疾多得是，因此他认为他是得了疟疾了。在塞格布韦马和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人们一旦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诊断为患了疟疾。成人也如此，尽管他们一生中饱受携带疟疾菌的蚊子的叮咬应该具备了某种免疫力。约翰给校方写了个便条请假，说明自己病了，然后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宁（这是当时治疗疟疾的标准方法），就上床睡觉了。下午，他觉得好了些，但他发现肌肉酸痛转到后背底下，而且嗓子开始疼痛。
当天晚上，情况更糟了。体温上升，嗓子痛加剧，肌肉疼痛也更厉害。他开始觉得他患的可能不是疟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体温持续上升，疼痛也加剧，他于是去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就诊。为他接诊的伊莎贝尔·金医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他患的是什么病。
拉沙热！
1976年11月，对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的调查结束之后，我回到我刚在塞拉利昂凯内马建立的项目现场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研究拉沙热病的长期规划。两项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来做：一是找个住处，二是搞起一个像样的实验室。政府拨给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装成一个可用的实验室。首先我得装上发电设备，房顶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还得取回我在亚待兰大买的设备。设备已经到达塞拉里昂，存放在港口的仓库里，但愿它完好无损。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怎样摆弄它。但是在非洲，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这样贫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辆报废汽车，顷刻之间就会像动物园中的野兽尸体一样，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须到港口去指导把设备安全地装上卡车，以免设备受损或是被“遗忘”在仓库里。
我到达港口后，沿着一条弯曲小道南行，找到货运经理，他向我担保说设备完整无损，但不允许我亲自去作检查。两天后我收到仓库的紧急通知，说我租用的卡车后门不够大，盛仪器的木箱放不进去，因此我还得再找一辆后门开得大些的卡车来搬运这批仪器，任务是完成了，代价是我几晚未能成眠。
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只能雇用当地的一名电工。我想我在旁边监督着他干活，一定能保证他把活干好。当他说他已经干完活时，我对插座和缆线检查了一番，似乎没什么问题。关键的时刻到了，电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个110伏特的显微镜插上电源，可我却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电击，肯定电源接错了。我又把小点的仪器插上电源，结果是一样。肯定这是根本性的装接错误。电工忙着向我保证说一切都是按我指点的那样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会遭电击，又那么疼痛？
我怀疑是地线有问题。我打开保险盒，看见里面的地线都没有接上，原来是电工把零线和火线接好了，但是地线却绕成一团，没把线头接上。他把我当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释地线是干什么的，怎么个安装法。他听到后就照办了。我不知道凯内马其他的建筑情况会是怎样。管它呢，幸好现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实验室的椅子上操作仪器而不会遭受电击了。
要使我的实验室运作，得找些人来工作。我需要四个方面的人选。鉴于我们的工作条件，我不能只要求专业水平，还得对拉沙病毒免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中等个头的鼠类，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国的家鼠之间。它们是拉沙病毒的载体，在胚胎期间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却躲过了它的免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