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7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斯赜谖囊盏恼涡杂胍帐跣怨叵档恼邸Ｓ邢质嫡涡院芮康淖髌罚欢蝗衔敲挥幸帐跣缘闹鞴酃街饕澹灰灿斜蝗衔且帐跣越细叨胂质档恼瓮呀诘淖髌贰Ｎ耸刮囊展ぷ髡呷锨逦囊盏恼涡杂胍帐跣缘墓叵担芏骼赐玖斓肌缎禄毡ā肪傩泄赜凇肚迕髑昂蟆酚搿斗疾萏煅摹妨礁龌熬绲奶致邸Ｕ獯翁致壑兴湟渤鱿止虻セ那阆颍ü致郏懒宋难Т醋骱推缆壑械摹胺钦吻阆颉保岢至艘帐跣杂胝涡韵嗤骋欢伪曜嫉谝弧⒁帐醣曜嫉诙脑颉Ｖ芏骼赐痉浅９鼗澄囊展ぷ髡叩慕】党沙ぃ环矫嫜纤嗯来写砦笄阆虻奈囊兆髌泛屠砺壑髡牛硪环矫嬗帜托陌镏复砦蟮耐救鲜洞砦蟆⒏恼砦螅八ㄒ槲囊战绲耐久呛团笥衙嵌既险嫜懊蠖枷耄醇觳樽约汗サ奈囊展ぷ鳎锤慕约旱奈囊展ぷ鳌！保ㄗⅲ汉纹浞迹骸痘匾渲芏骼赐尽罚�1978年《文学评论》第1期）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与理论主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除了客观社会环境的恶劣之外，还应该从作家的主观方面找出原因：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属于被压迫阶级，所以有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面表现为消极低沉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而后一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具有原则的区别，不进行认真改造，就不可能对文艺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所以要建议文艺界共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以后，不仅指引着解放区文艺前进的道路，也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起着指导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即《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不久，重庆《新华日报》便发表了一篇根据《讲话》精神写成的指导国统区文化运动的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这篇社论指出，文化建设一定要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社论号召文化工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社论正面阐述了我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在人民大众面前摆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不同的文化建设观，对国统区的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四四年元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在重庆《新华日报》摘要发表。这是《讲话》在国统区第一次公开和广大读者见面。刊登《讲话》的编者按语说：《讲话》“有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上的根本问题”。第二天，《新华日报》又在《读者与编者》栏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上所提出的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还转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及周扬等介绍延安文艺整风和评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四月，党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到重庆，任务是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传达《讲话》，并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同志不仅在内部经常领导、组织文艺界学习《讲话》，阐释党的文艺方针，而且还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文协”举行的联欢晚会上，公开介绍了《讲话》以后延安文艺界呈现的“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周恩来同志说：《讲话》以后，许多作家“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周恩来同志号召重庆的作家向解放区学习，使国统区文艺运动取得更大的成绩（注：《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2日）。
《讲话》传入国统区，国统区文坛犹如“久旱”逢“甘霖”，很多作家努力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并结合国统区实际贯彻《讲话》精神。他们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应当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郭沫若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老师，作为主人。为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注：《文艺的新旧内容和形式》，《文艺春秋》第3卷第1期，1946年7月15日）茅盾联系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实际，正确论述了应当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为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同样的，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注：《如何击退颓风》，《茅盾文集》第10卷）何其芳撰写了《大后方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他认为大后方文艺的任务，“就是推动大后方广泛的人民群众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民主运动。”为此，作家要扩大生活领域，描写群众的痛苦、要求，作品形式要大众化。一九四五年春天，文艺界提出“面向农村”的口号，稍后又提出“农民文艺”等，这些提法虽然未必确切，却是力图贯彻《讲话》精神的。
在学习《讲话》、并以《讲话》精神指导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同时，解放区产生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也陆续传入到国统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飞返重庆，“秧歌剧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注：郭沫若：《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新文化》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1月14日）一九四五年一至二月，《新华日报》社为庆祝该报创办七周年和欢度春节，先后举办过两次秧歌晚会，演出了《兄妹开荒》、《军民联欢》、《牛永贵受伤》、《一朵红花》。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小型秧歌舞剧在重庆演出，使广大观众耳目一新，别开生面。接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也相继传入国统区。国统区作家称赞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反映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文化”（注：郭沫若：《〈板话〉及其他》，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1946年8月16日），认为这些作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足资借镜”（注：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6年12月）。他们还从解放区新型文艺的出现领悟到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只有深入工农，改造思想，获取源泉，才能创造出为人民所喜爱的文艺。国统区和解放区虽然环境、任务有所不同，但国统区作家积极从《讲话》和在《讲话》指引下产生的文艺作品中吸取营养，用以推进国统区文艺运动，毕竟“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注：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076页）。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则要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这场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构成了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
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兴奋的心情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当前反压迫、争民主的政治斗争。《文艺杂志》主编邵荃麟写的《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一文，表达了国统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战斗决心：“首先，作为我们当前迫切任务的，便是为彻底消灭法西斯汉奸和打击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而斗争。这在主观方面是要求文艺的战斗与人民的战斗更密切结合，而在客观方面一个迫切要求，即是言论出版创作研究的自由。……其次，从文艺工作本身来说，我们应该更肩负起国民精神代言人的职责，更深广地去反映和倾诉今天人民的愿望和表达人民的意志。这就要求每个作家更勇敢地投身于现实斗争，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量。”（注：《文艺杂志》新1卷第3期，1945年9月）一九四五年秋天，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给国统区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双十协定”的公布，使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一线曙光；但这曙光又被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云所笼罩。昆明“一二·一”流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人民愤怒的反抗。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政协”召开前后，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纷纷向“政协”呼吁，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茅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