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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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们曾经在当时发生过较大的影响。《繁星》、《春水》里许多晶莹清丽、赢得不少人喜爱的小诗，捕捉着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索。这些诗行在苦闷忧伤感情的排遣之中，同样浸透了母爱和“博爱”的内容，象“人类啊！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作者如此讴歌“爱”的哲学，把母爱和童真几乎当作救世福音，这在她自己固然是想借以躲开“心中的风雨”，求得内心的平静，而对读者却或多或少起了导致逃避现实斗争的作用。比较早年的小说和诗，冰心的散文倒是获得了较高成就的。作者说过：“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注：北新书局版《冰心全集·自序》）这说明她自己也对散文更为喜爱。较早的一篇《笑》，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有名的用白话写成的美文。后来的《梦》、《往事（二）》、《寄小读者》、《山中杂记》，也都能给读者一种近似抒情诗和风景画的美感。它们大部分写成于国外，但其中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恋情绪，有的倒是对祖国、故乡、家人的怀念。母爱、童真之类内容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但色调有了一些改变：增多了幻想破灭后的失望，探索人生意义得不到解答的苦恼，以及追忆童年生活时带有的怅惘和哀愁，间或还流露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赞叹。这种情况预示了作者在较多地接触社会人生实际、破除空想、经历长期曲折道路之后可能会有的某种转变（后来写下的《姑姑》集里的《分》，《关于女人》集里的《张嫂》等小说，就多少露出了这种端倪）。从艺术上说，冰心的散文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既发挥了白话文流利晓畅的特点，又吸收了文言文凝炼简洁的长处；它们显露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也表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独有的风格。
诗歌和散文方面另一个有特色有成就的作者是朱自清（1898—1948）。他于“五四”初年即写新诗，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一个诗刊——《诗》的编者之一。诗作分别收入《踪迹》（诗文集）与《雪朝》第一集中。一些咏物寓意的短诗（如《北河沿的路灯》、《煤》），借灯光、煤火等形象，寄托了向往未来、渴望光明之情。《送韩伯画往俄国》以“红云”喻苏俄，赞美一个“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的友人。《光明》一诗结语所提示的“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也表现出作者积极的正视现实的精神。然而，作者并不真的知道如何去造个光明，因此常常在一些诗中（如《匆匆》）流露出“游丝”般的怅惘和幻灭后的痛苦。一九二二年写成的长诗《毁灭》，同样浸透着这种寂寞空虚的感情。可贵的是，就在感到前途一片迷茫的境况里，主人公“我”并不陷入消极悲观，仍然鞭策着自己继续向前追求。他收敛起所有的幻想，“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在失望之后又鼓起勇气来不懈地进取的生活态度，充分表现出朱自清这个民主主义诗人仆实诚恳的性格，也预示了他后来长时间内所走的人生道路。长诗以二百多行的篇幅，通过由低抑到轻扬、盘旋回荡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了自己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及其克服过程，显示出较深的功力。《毁灭》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一般诗歌的水平。朱自清也有些较好的写景小诗，如《细雨》一首：“东风里，掠过我脸边，星呀星的细雨，是春天的绒毛呢。”就用熨贴的比喻表现出了新鲜的感受，显得清隽可喜。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涨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在他一九二四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在《赠A。S。》中，他赞美过“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出“五卅”惨案后，他写下《血歌》（注：《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1925年7月），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他还以“三一八”斗争亲历者的身分，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对军阀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另有一些散文也从侧面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如《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通过生活中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国主义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视、压迫和屈辱；从西洋孩子高傲凶恶的一瞥上，看到了“缩印着”的近百年来“一部中国的外交史”。《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温州的踪迹》之四）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人身买卖现象的强烈不满，并从寻找社会原因的角度提出了“这是谁之罪呢？”的问题。《航船中的文明》则从旅途生活的一角对“男女分坐”之类所谓“精神文明”作了尖锐的讽刺。所有这些文字，都说明朱自清后来经过长期的徘徊、摸索，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决不是偶然的。但是，从散文艺术本身来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较高成就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战斗性较强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等抒情性的散文。著名的《背影》一篇，写的是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儿子时的一番情景。作者通过朴实真切的记叙，抒写了怀念老父的至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小有产者虽然屡经挣扎仍不免破产的可悲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感伤情绪。闪耀在泪光中的父亲的身影，曾经引起经济上同样处于风雨飘零状况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感叹。从这类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朴素，亲切，文字多用口语而加以锤炼，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这些作品（连同后来写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散文集）虽然缺少投枪匕首般的战斗气派，但以它们自己的艺术成就，“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尽了向旧文学示威的作用。
主要从事小说与诗歌创作的王统照（1897—1957），“五四”初年也曾以“美”和“爱”作为弥合缺陷、美化人生的药方。短篇《沉思》里那个做模特儿的女子琼逸，想借艺术之力给人生以光明，不愿被别人自私地占有，便正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微笑》一篇里的小偷阿根，因狱中女犯的一次“微笑”而受了感化，出狱后“居然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更是有意地渲染了“美”与“爱”的近于神秘的“魔力”。这些收在《春雨之夜》集里的作品，的确象作者晚年自评的那样：往往“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写意’”（注：《〈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序言》），显示了较多的弱点。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溺在这类虚幻的境界中，以幻想来代替现实。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雪后》、《春雨之夜》等短篇中，作者带着失望和苦闷，表现了美好愿望在丑恶现实面前不得不破灭的主题。在诗集《童心》里，种种朦胧理想和追求幻灭之后，他终于叫喊出：“我宁愿全得罪人间，我只要去荒莽中觅得同情”（注：《童心·同情的寻觅》）。在最初的中篇《一叶》中，对人生的失望甚至使作品带上了一定的悲观色彩。然而这些也正是作者“思路渐渐地变更”、“将虚空的蕲求打破了不少”（注：《〈霜痕〉序言》）的起点。一九二三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中篇《黄昏》，对地主恶行加以揭露，便较早地显示出这种倾向。而从短篇《湖畔儿语》到《号声》、《霜痕》两集里的一些作品，更可以看出作者逐渐将笔端移向不合理现实的暴露和控诉上面。《湖畔儿语》借流浪儿童的答话，侧面写了一个贫民家庭的困境。《生与死的一行列》为那些孤苦无告而只能“相濡以沫”的下层劳动者鸣不平。《沉船》对外国商轮贪利超载、沉没灾民的罪行表示抗议。《鬼影》、《司令》等篇则对旧制度下种种荒淫混乱的社会现象予以讽刺和抨击。这些短篇虽然颇近于纪实性的散文，但已渐次消除了“五四”初年作品里那些关于“美”、“爱”和人生哲理的玄想，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即使象《搅天风雪梦牢骚》等篇仍有较重的感伤情调，也确如作者《〈号声〉自序二》中所说，“与民国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不同，它们是“已经切实地尝试到人间的苦味”的产物（注：参阅1937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自序）。一九二四年以后写下的收在《这时代》集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和稍嫌艰涩的文字，也多少反映了这种变化（如《烈风雷雨》、《轿夫的话》等篇）。作者思想随时代而有所进展，生活积累逐渐增多，这些条件使他在三十年代写下了较为扎实的长篇。
作品更富于玄想成分、风格也和王统照很不相同的，是许地山（落华生，1893—1941）。他早年受过佛家思想影响，后又研究宗教，这些在他作品中自然地留下了印记。与此同时，个人从台湾到内地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对社会上多种人事的广泛接触与了解，又不能不推动他正视苦难的现实，关注被压迫者。宗教色彩和对现实生活的大胆反映，出世思想和平民主义，相互纠结在一起，便构成了许地山早期作品在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的特殊格调。最初的短篇《命命鸟》，描写一对青年爱侣被迫自杀的悲剧故事，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诉。但女主人公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时极其从容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