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废以后，她的父亲要分开他们握紧着的手，她倔强地说：“不。我死也不放手。世间上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手。”作品较好地塑造了一个温柔而不懦弱，朴实而又有胆识的农村少女形象。剧本的缺点主要是在黄大傻的性格刻划方面，同莲姑相比，他显得软弱，他所倾吐的眷恋和寂寞之情，明显的留有当时知识青年感情的投影，和人物的身分不相吻合。但作品的抒情气氛很重，喜剧的开场和悲剧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湖南山区浓厚的地方色彩也为剧本带来了特殊情调。
在早期话剧创作上作出了成绩的还有洪深（1894—1955）。他在一九一六年就写了同情劳苦群众的《贫民惨剧》，这一时期又写了被作者自称为“不是趋时的作品”《赵阎王》（一九二二年）。剧中的赵大（赵阎王）原是农民，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逼得他家破人亡，在军阀部队里当了兵。他几乎无恶不作，但就在他进行各种罪恶活动以及偷盗被营长克扣的全营弟兄饷银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斗争，比起他的上司营长来倒还算稍逊一筹。他对营长十分服从，挨打挨骂也一味顺受。和他一起当兵的老李却比他看得清楚。老李从多年的经验认识到：“官高钱多，天下通行，今儿的世界，做大大的坏事，是高升发财；做小小的坏事，是挨骂送命；要是安着好心行好事，那是行不去！”当赵大被打死以后，他便按照自己的哲学携款潜逃。在当时的军阀队伍中象赵大、老李以及营长这些人并不少见，洪深把这些同样为非作歹，而又各具特点的人物表现在舞台上，借以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罪恶，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但剧本还有明显的局限，这正如作者后来所说：“我只想说这样的罪恶者是这样的社会造成的，而我没有能够接着说出应该有的结论，即是，倘不改变这样的社会，将无法消除象赵阎王所做的那些罪恶。”（注：《洪深选集·自序》）在艺术表现上，前半部比较成功，对话简洁有力，写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后半部进入追叙赵大所犯罪行（告密、活埋人等），由于袭用欧尼尔《琼斯王》的艺术手法，长段的变态心理描写，浓重的神秘色彩渲染，都为观众和读者所不习惯。
一九二三年开始写作的丁西林（1893—1974）和上述作家不同，以描写中上层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生活趣味见长。他所处理的题材比较狭窄，作品中几乎很少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但他常常以委婉的笔法嘲笑知识分子和市民生活中的落后和虚伪。《一只马蜂》写的是一位吉老太太表面上宣称子女婚姻自主，而实际上却包办着子女的婚姻。作者让吉先生和余小姐用机智的“说谎”瞒过了她，取得自由恋爱的胜利。剧中一连串的反话和谎话造成了饶有风趣的喜剧效果，吉老太太固然是一个被嘲笑的保守派，而吉先生和余小姐的心口不一，也反映了某些知识分子一味弄虚作假的性格。作品的语言幽默俏皮，结构也很巧妙。丁西林这一时期的其他独幕剧，题材的现实性大多淡薄，着眼于机智的卖弄。这种情况在一九二五年写的《压迫》里有所改变。《压迫》接触到了一个虽然很小却又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房东老太太不愿将房子租给单身汉，女儿却把它租给了一个单身汉工程师。老太太要退房，客人要租房，“两个古怪碰在一块儿”，展开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女客的上场增加了喜剧性。由于男客、女客性格方面的差异酿成了误会，最后又一致联合起来对付房东老太太，获得了胜利的收场。剧本表现了作者对因为没有家眷而受到房东精神上“压迫”的人的同情，也是对当时充满着歧视的社会心理的一种不满和鞭挞。
努力于戏剧运动和剧本创作的还有熊佛西。他的《洋状元》（一九二五年）和《蟋蟀》（一九二七年）由于刻意追求生活趣味，借助离奇的情节以达到戏剧效果，往往显得不够真实。这一时期代表熊佛西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多幕剧是《一片爱国心》（一九二六年）。剧本主要写原为革命党的唐华亭及其子女出于爱国思想与其日籍妻子的冲突。唐夫人在日本当局的授意下，逼令她的做着“实业督办”的儿子在出卖中国矿山的契约上签字，女儿则夺回契约，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象征中、日关系的家庭矛盾。剧情紧张、曲折。但由于作者当时改良主义的思想，导致对冲突采取妥协的处理。两方复归于好，唐华亭愿意陪夫人去日本，女儿亚男则投入其母亲的怀抱。这就损害了剧作的思想意义。
“五四”话剧运动的成长和发展是和整个新文化运动密切地相联系的。就话剧本身而言，从理论倡导到舞台实践；从原封不动地搬演外国剧本到着手改编，再到自己创作剧本；从简单的演出到有了比较正规的舞台处理；从描写知识分子到同情劳动人民；从一般地反映社会问题到有意识地涉及阶级对立——每一个发展进程中都充满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斗争。资产阶级右翼一开始就表现动摇，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由戏剧改良一变而为戏剧复古，陈大悲、汪仲贤提倡了一阵“爱美剧”之后，又重演某些庸俗的甚至反动的“文明戏”，历史毫不含糊地摄下了他们的嘴脸。一些严肃的戏剧工作者坚持自己的岗位，在革命形势激荡下受到了锻炼，使戏剧创作由单纯的反封建逐渐地出现反帝斗争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话剧创作的艺术水平。“五卅”以后，这个进展已经相当显著。到了三十年代，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左翼戏剧运动蓬勃地开展，话剧创作也就到了面目一新的阶段。
第六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第一节：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动摇妥协倾向已经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敢依靠蓬勃展开的工农群众运动，无力组织人民有效地回击这突然的反革命袭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国民党新军阀所实施的依然是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反革命军事专政。他们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残酷压迫人民，执行“清党”政策，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据不完全的统计，到一九三二年以前，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即达一百万人以上。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变化：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许多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纷纷动摇和叛变。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以农村武装割据、实现土地革命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2页）经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创立了工农红军，在赣、闽、湘、鄂、豫等地区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发展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多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使革命力量逐步壮大。在农村革命深入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也获得了深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内，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不断增长。进步书刊在革命失败后最初几年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环境中，增加了出版数量，扩大了流通范围。一九二九年前后，出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要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译为《费尔巴哈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时译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都有了中文译本。一九三年起，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左翼的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音乐家联盟、新闻记者联盟、电影员联盟等组织（注：一说除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外，大多数尚系小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形成了文化革命的浩大声势。蒋介石法西斯政府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反革命“围剿”，压制革命文化运动，在文化教育领域内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如颁布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查禁书刊，封闭书店，逮捕、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等，同时又进行反动的文化思想宣传：一九三年六月，指使御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九三四年十月，由CC分子主办的“中国文化协会”出版《文化建设》月刊，并于次年一月十日，唆使一小撮反动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扬封建文化，以图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从一九三四年二月起，提倡臭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大肆宣传封建道德，麻痹和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然而，国民党这些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措施，在革命文化界的坚决回击下，终至一败涂地。这个时期里，一些买办知识分子、封建知识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出于阶级本能，也相继向革命文化界挑起论争，先后有辩证唯物主义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论战、古史问题论战以及文艺战线上的多次论战。他们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也同样遭到革命文化界的有力驳斥，一一败下阵去。结合着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