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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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李庄门官田社会学所陶孟和手下服务，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的罗尔纲，后来在谈到湘军兴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时，曾着重指出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将富兵横〃的个案，以及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畸形危害。
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虽没有湘军与淮军之营制、饷章之独特，但基本上沿袭了〃兵随将转，兵为将所有〃的习气。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几乎全部都经傅氏一手选拔提携。从中央研究院档案看，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名，最早出现在1928年6月第一次院务会议上，当时作为院长的蔡元培对于〃无中生有〃的这个机构筹设的构想、意义和目标，不甚了了，只是出于对傅的信任才允许设置开办。稍后傅斯年在写给胡适代向蔡元培要求宽列史语所经费时说得明白：〃蔡先生此时实不大了然我们这个研究所所处的地位。〃【2】而傅向中研院提交的第一期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对于新的人事布局与争取的学者，必须合乎他本人的史学思想，并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3】，绝不引诱主观而乌烟瘴气的人前来捣乱滋事。〃如果一旦引了，不特有时免不了致人于无用，且爱好的主观过于我们的人进来时，带进些乌烟瘴气，又怎么办？〃【4】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在这方面的坚持与固执。
第二部分 第14节：日暮苍山远（2）
史语所筹划之初，其成员结构从1928年正月以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为班底，到当年岁暮，变成以清华研究院人员为主体，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则是从〃本土派〃变成西洋〃海归派〃，傅、陈、赵、李连同后来的吴定良等清一色西洋〃海龟〃构成史语所核心，而顾颉刚则被踢出圈外。当然，不能说顾颉刚是属于〃捣乱滋事〃与带进〃乌烟瘴气〃之人，这种做法除了门户之见外，重要的还是基于学术的志向与思想观念的异同。其他自荐或被荐入所者，其情形大体如此。顾颉刚出局之后，北大考古研究室主任、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欲加入史语所，想不到竟被傅斯年作为不〃预流〃之人而婉拒，后马衡虽官至故宫博物院院长而誉满学林，但总未能跨入史语所那高傲得有些邪乎的门槛。稍后，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且自视甚高的苏州才子、燕大教授郭绍虞，毛遂自荐又想在史语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讲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就如何伟大与不可或缺等，傅连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撅，大号烟斗往桌上一敲，便将此君仍视为不〃预流〃之辈而一口回绝。在李庄期间，梁思成推荐的燕大毕业生王世襄，赴重庆与傅斯年相见时，更是被傅氏看做上不了台面之人。傅氏当着梁思成的面横眉冷对，一句〃燕大毕业生没有资格到我们这里来〃作了拒绝，并当场将其轰出门外，弄得推荐者梁思成灰头土脸，大失面子。不仅如此，即使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之人，也屡屡遭拒。如蔡元培1930年因〃七十五岁老友专函介绍〃的王君瑞；1931年荐介以治《战国策》闻名的钟凤年；1932年介绍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荐介以《中国词学史》著称的薛砺若；〃于蛮源史籍致力颇勤〃、〃蒙文程度亦似可应用〃的毛汶；由汪精卫函荐，再由蔡亲荐的吴向之；1936年荐介的傅氏〃北大旧同学〃金毓黻等，皆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经费〃而〃一时无法借重〃为托词，全部当做臭狗屎和会带进〃乌烟瘴气〃之辈关在门外。当时的蔡元培为尊重史语所或者说傅斯年的〃人事独立〃规矩竟也毫无办法。由此可推想陈寅恪荐举的蒋君大沂之命运也当如此。【5】
据北大浙江派具有〃鬼谷子〃与军师之称的重量级人物沈尹默回忆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民元教育部时代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菊生）等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南按：〃我们〃，包括马幼渔、马叔平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又说：〃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傅斯年等人包围，死而后已。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6】从沈氏的回忆可见傅斯年霸气之盛，更可见史语所在中央研究院甚至天下儒林中的非凡地位。不过，说这话的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在许多地方远不如傅斯年得人心。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7】
所谓道不同，不足与谋，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相同，便设法笼络到麾下，加以〃培植〃扶持。如陈槃、周法高、全汉昇、张政烺、周一良、杨志玖、逯钦立、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王铃、周祖谟、何兹全等，无不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成材的——尽管此辈并不是从西洋游回来的〃海龟〃。这一做法所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了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遣，外人或外力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这也是为什么代理所长董作宾在李庄无力控制即将崩盘的局势，而连连发电催请傅斯年回所〃整饬〃的内在根源。当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兵败溃退之时，中央研究院所属十几个研究所的人员多数不愿受命搬迁，只有一个史语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了台湾，其理亦在此。
第二部分 第15节：日暮苍山远（3）
有一天，住在李庄郊外门官田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宾：〃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8】与傅斯年向来不睦的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则不言自明。为此，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9】
董作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台湾有一位叫李敖的人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10】
李敖所言，自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就如同〃下马威〃与〃伪风〃之类的事件当然也不能幸免和排除。若从其他道路进入史语所大门之人，傅也确实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并按这一法则先行来个〃下马威〃，若不能制服，则予以扫地出门。因而，不能说此时或之后的史语所如曾国藩的湘军一样，也是〃将富兵横〃，甚至要造反起事，给天下大势添什么乱子。但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各高校、科研机构与台湾孤岛相继产生，并为此争夺地盘、抢占地位、拉帮结派称王称霸，发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恶势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等丑恶现象与事件，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
或许正是这种外露加霸气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无意间又树立了不少对立面，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1】相互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要说傅斯年没有什么皇皇巨著，或执掌史语所后期没有惊世骇俗的学术作品问世当是事实，且1932年撰写出版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因时间仓促，错讹不少，为许多人所垢病（后台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该作），但不能以此否认他的才气与在学问上的创造性贡献。傅氏一生最大的事业是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担任所长凡23年，直到最后撒手归天才〃死而后已〃，史语所本身即是他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而史语所最初几十年的努力方向，基本上沿着一个有目的和条例的总计划前行。这个总计划便是傅斯年起草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事隔多少年之后，学术界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光芒四射的箭垛式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