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晚上，工作组召开社员大会，到会的还有公社人保部的人和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
会上，杜义田和曹士英几个本地青年进来后，往会议室后面的麻袋垛上一躺，跟谁也不搭话。贫协主任刘承新、副队长老吴还有老牛等一些老农进来时，也都一脸的严肃。
好像他们都知道要开什么会。
我这一阵只管知青点生活上的事，和社员交流少了许多，对生产队的最新动态不太清楚。
知青之中，除邵子昂外，也大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我看到队长孙洪才进来，想问问他，他冷淡而麻木地对我说：“冷静，冷静，不要跟着冲动。”
会上宣布团支部改组调整，暂停杜义田团支书、、曹士英团支委的工作，由邵子昂担任团支书、施卫疆担任团支委。
我对占了队里青年四分之三的上海知青进入团支委并不奇怪，只是奇怪队长孙洪才一直是杜义田、曹士英等攻击的对象，如今，他们被处理，孙洪才为何偏要装出一副与已无关的样子呢？
正文 17、内部分裂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1707
老乡说，最怕的就是春旱秋涝。
今年就是这样，春天因为两个多月没下一场透雨，小麦、苞米都长得不好，只有黄豆还算可以。
现在，眼看转入小麦收割季节，却偏偏下起了连绵雨。
三天之后，天才开始放晴。
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康拜因启动了。
康拜因，是俄语。东北人的日常用语中有许多这种舶来语。比如，小船叫“威吾”，铅桶叫“维得罗”，脱谷机叫“马绳”，谷物联合收割机，就叫“康拜因”了。
我爬上车架，负责在康拜因的出粮口灌装麻袋。
康拜因把一片片麦子割下送进它的大嘴里，从侧面的小口子里流出了小麦粒，从屁股后面抛出了成堆的麦秸。空气中弥漫着麦秸的甜味、野草的香味，康拜因前进时搅起的泥尘，一会儿就把我们变成了“土人”。
杜义田、曹士英被处理后，队里风气也随之一变。
被处理的他们及同伙，就像土豆霜蔫一样，根根块块的都在地下，尽管他们私下里走动得更多，但表面上不再咄咄逼人地狂傲叫喊。
不过，老实的农民怕以后形势一变，有人秋后算账，也因此有点胆怯。
常言道：“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老乡很认这个理。
孙洪才的老爸，一个劲地劝儿子别再当队长了：“以后工作组拍拍屁股走了，你呢？他们要一直和你闹矛盾的。”
所以，在后来听取杜义田检查的社员大会上，孙洪才谈了两点：
一、要杜义田不要专找主观原因，也去找找客观原因，是否由于别人的工作方法不好，影响了他犯错误。
二、相信杜义田不是故意反抗大队领导、不是有意反对小队领导的，这是一场误会。
那次会议结束后，邵子昂就对我说：“好像隐隐觉得斗争有了很大的阻力――我们自己内部的分裂。当然，这也是必然的规律。”他是指我们与我们过去支持的孙洪才之间
这是什么必然的规律呢？
对于才17岁的我来讲，这些都太复杂了。
我只是发觉，队长孙洪才这些天故意不接触我们，但他又不得不依靠上海知青来维持正常的生产。
小麦打场是24小时分班的，他叫不动别人，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把活儿都派给了知青。光我，就连轴干48个小时了。
杜义田虽然变得沉默寡言，却得意地说了一句大实话：“这些天队长尽安排我轻活干，还表扬我。”说完，他冷笑。
那天晚上，我晕晕沉沉地下班，在知青食堂，饭刚吃到一半，天空一个劈雷，就哗哗地下起暴雨来。
副队长老吴冲到青年点大叫：“快去抢晒麦场上的小麦呀！”
知青把饭碗一放，就往队部的场院快跑。
晒麦场上，扛草的扛草，背麻袋的背麻袋，也分不清脸上是汗水还是雨水。
大雨中，我蹲下，示意那个往麻袋里灌小麦的人，给我背一个。他把一袋小麦放在我的肩上，用开玩笑的方式对我说：“这回上海知青可把本地青年整得痛快了！”
我一听话音就知道是孙洪才。
抢小麦要紧，我没功夫与他论理。
在闪着电光的暴雨中，在来回穿梭的人流中，我突然明白了他这句话的含意：工作组进行的这次团支部改组是上海知青整了本地青年。
其实，知青只不过是支持了贫下中农和以他为代表的弱小本地青年，帮助他们挽回了在生产队主体地位。现在，被帮助过的他，因为害怕矛盾，想把本来处于队里政治斗争边缘的上海知青拉进是非中心成为矛盾主角，然后自己想闪到一边去好金蝉脱壳！
小麦抢完了，场院里三堆小麦就被草和麻袋捂得严严实实。人们舒了一口气，看看身上，又湿又脏。
我不顾身上的水和泥，找到孙洪才，问他：“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实在不相信平时一向很佩服的这位队长会有这番心思。
孙洪才说：“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
他全都否认了。
正文 18、知青之歌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7 本章字数：2819
夏天农忙，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
早上三点，早饭没吃就去苞米地拔穗，天很冷，露水浸湿了全身，水从大腿一直流到鞋里。7点收了早工，踩着灌满了露水的胶鞋，一路上一步一声““咯叽”地走在回青年点的公路上。
路上碰到了工作组，他们要撤了，临走前要找我谈一次话。
他们先是说了一些我好的话，对我的批评是这样的：“行动迟纯，不迅速，不干脆。性格像个老绵羊，不朝气，不敢闯。”
我真的变了？好像已经不再是父母口中唠叨的“鲁莽和粗心”之人了。
我多少有点为此高兴。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事实证明，性格是会发生变化的。
我相信性格的变化是在巨大的外在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促进我变化的外在条件是什么呢？
我想起造反派当着我们孩子的面，抽打父母；想起父母就在这一天同时被造反派抓走“隔离审查”，抛下我们五个8到15岁的孩子；想起了居委干部，一个平时看到我父母点头哈腰的女人，用手指着我和弟妹，凶狠地说：“以后不准乱说乱动！”……
下乡前最后一个月，爸爸单位有人到家里送生活费：32。12元。
我到现在都无法想像，他们是怎么把零头0。12算出来的？
妈妈单位里也只发给我们44元，加起来76。12元，这点钱是爷爷和我们兄妹共6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非常着急，因为我要下乡去黑龙江了。我无法从这点生活费中再省出钱来，去为下乡作准备。
我问送生活费的人：“为什么爸爸作为五七战士了，还只发生活费？”
他回答：“不清楚，我只负责送，其它是不过问的。”
我决定到爸爸的单位里去问问，才13岁的弟弟和我一起去。路很远，我们步行，没坐公交车，为的是省下一点钱。
我先到延安西路的仪表局接待处找工宣队和军宣队。
接待处的人说：“仪表局没有工宣队，军宣队不了解情况，找了也没用，我们接待处也不了解。”他不知给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对我说：“这种事情是机关大队处理的，五七干校的事、斗批改的事都是那里负责。”
见我不吱声，他紧接着说：“他们扣发工资总是有道理的。”
我不理他，带着弟弟又到位于愚园路的机关大队。
有个肥胖黑黑的女人坐在办公桌上，一口回绝说：“你爸爸本来就发生活费，这次到五七干校又不是作为五七战士去的，是作为‘劳动班’去的，他还在审查之中，没有定案，是不发工资的。”
我问她：“我爸爸早在去年五月份就撤消隔离审查，宣布为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还不发工资？”
她说：“这我们不知道。”
我说：“那好，现在我要下乡了，要准备行装，这点钱不够，怎么办？”
她冷冰冰地对我说：“钱不够关我们什么事？你们自己安排！”
我大声对她说：“钱都被你们扣了，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你让我们想什么办法！”
黑肥女人跟我吵起来，引来好多人围观。围观的人中有的“啧啧”地表示可怜，还有两个女的揩拭着湿润的眼睛。
有一个年纪大点的人说：“人家孩子要下乡，这点生活费是有困难的。局里领导都在奉贤干校，可以写一个条子，让人带去请他们看看。”
旁边好多人附和：“是呀。”
这时过来另一个面相稍善的人让我写，然后把我写的纸条折成一个图案，慢慢对我说：“好吧，我今天就叫人把纸条送到奉贤去。”
我知道他只是不想引起单位里更多的人围观，想把我哄骗走而已，再说下去也没什么用，于是我不打招呼，拉着弟弟扭头走了。
弟弟一路跟着我，在哭。
快到家门口时，我对他说：“把眼泪擦干净再进屋。”
他擦干眼泪，我看着他，一直等到那双眼不再湿润，不再有泪水的痕迹，才带他进了家门。
因为家里，还有快八十多岁的爷爷和更小的妹妹弟弟。
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心底总会有一种坚强的声音响起：在面对历史而无可奈何时，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回到宿舍，坐在炕边，我为自己不再“鲁莽与粗心”而高兴之余，又觉得十分伤心：我真的就变成了迟纯的老牛、懦弱的绵羊了吗？在无尽无止的边境插队生活中，我还会变成什么样呢？想到现在，心中不由响起了一首缓慢、失落、悲怆的调子：
“偏远的山村，是多么的凄凉，
我坐在煤油灯下苦苦地想着我的爹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