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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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1952年，郭老出版了又一本关于古代社会研究论文集《奴隶制时代》。
作为这文集的脊梁，是1952年2月写的《奴隶制时代》一文。郭老认为，夏代是中国“奴隶制的前驱阶段”或“初期阶段”。由于当时还没有夏代的资料出土，郭老对夏代的情况，“还不能多说”。关于殷代，郭老结合着殷墟的发掘，殷代的殉人制度和殷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状况，有力地论证了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至于奴隶制的下限，他从一般的生产情况、工商业的发展和意识形态（对于天的思想的改变，对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私有财产权的重视，名物制度的变革，文体的变革）三个方面的发展变化，认定在春秋战国之交。文集中的其它文章，针对不同的观点，论辩了西周不是封建社会，汉代不是奴隶制社会。例如《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郭老反复申述了周代农业社会的奴隶，在形式上和农奴相差不远，即有比较宽展的人身自由，颇类于斯巴达的耕种奴隶黑劳士。
郭老最后写的一篇古代研究文章，是发表于1972年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后来收入新版《奴隶制时代》作为代序。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鲁国在春秋末便进入了封建社会，许多诸侯国在战国也都完成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因而，郭老在文章中明确地把中国奴隶制社会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便开始了封建社会的历史。
郭老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从开始到完成，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现在，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已为多数史学家所接受。奴隶制的下限到春秋，也已为许多史学家所接受。但也还存在奴隶制社会的否定论，以及西周封建说，秦汉奴隶制说等等不同的观点。这些是学术问题，相信通过争论，终有一天会达到一致的认识。可惜郭老已经不能再同大家一起进行讨论了。
《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老结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回到祖国主持了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工作，忙于宣传活动，学术研究便停顿了。可是，不到三年，由于蒋介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蒋管区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周恩来同志指示，一方面团结文化界人士，揭露蒋介石的对内反共，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一方面从事研究著作。这样，郭老又回到书斋，在几年之内，写了大量诗歌、杂文，六个历史剧作，数十篇学术论文。这成绩是辉煌的。然而，郭老的心境不免悻悻然。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曾有所流露：
“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
读这段自白，想起郭老曾活跃于北伐战争的前线和南昌起义，想起郭老抗日战争初期在上海组织救亡运动，在武汉日以继夜地从事宣传工作，想起这一切，令人禁不住慨叹和悲愤。然而郭老的辛勤劳动并没有白费。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是留给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宝库的一笔巨大财富。
郭老在这个时期写的关于先秦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论文，编成《青铜时代》（其中只前四篇写于抗日战争以前）和《十批判书》两书。前者偏于考证，后者重在评论。这两书的文章互相发明，互为补充，密不可分。所以郭老曾经有意将两个集子合印，命名《先秦学说述林》。
我们只要看这两个集子的篇目，就知道都是有关先秦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它涉及了文学、艺术、政治、哲学思想，而主要是哲学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到郭老关于古代研究的轨迹：前一阶段，他主要研究先秦社会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的结构、社会的性质，一旦把先秦社会的性质弄清楚了，就可以据以研究它的上层建筑之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弄清楚了它的意识形态，又将反过来进一步认识它的社会性质及其演变。郭老的治学方法，也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
郭老这两部书的文章，我们不妨分做若干组来读。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可看做一组，论述的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它的变化。第一篇上文已经介绍，不赘述。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篇，那是作者因袭了旧说，把《易经》和《易传》的成书时代搞错了，提前了。郭老在《周易之制作时代》（1935年）中考出，《周易》非文王所作，与孔子也无关系。《易经》的构成时代，乃战国初年的东西，它的作者当是楚人臂子弓。但利用了许多殷周时代的繇辞，故蒙上了一层原始的色彩。《易传》的成书更晚，它的作者多出于荀子的门人。《易》的思想是主张变化的。楚人最怨恨秦王的统治，所以他们主张的变易即亡秦的思想，穿上了神秘主义的外衣，从《易传》中表达出来。郭老这个结论，是很新鲜的，很有深意的。
《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是对十六年前写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一文的补充。《诗》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也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诗》非成于一时一地。要真正看出它反映的时代，就要弄清它们的著作年代。郭老在以前写的那篇文章，对引用的诗，时代便不免含混。及至这篇文章，郭老选用了有关农事的十首来加以分析。这十首诗依次是：《噫嘻》、《臣工》、《丰年》、《载芟》、《良耜》（以上《周颂》），《甫田》、《大田》、《信南山》、《楚茨》（以上《小雅》），《七月》（《风》）。郭老考订《周颂》的几篇最早，确是周初的东西。从这几篇诗里“可以看出有大规模的公田制，耦耕的人多至千对或十千对，同时动土，同时播种，同时收获。”“要有井田制才能有这样大规模的耕种”。《七月》最迟，“确实是春秋中叶以后的作品”，从这篇诗里“可看得出有一个极大的转变，便是土田的渐见分割，而农夫的渐归私有。”就这样，郭老又从文艺作品《诗》中，更明确地认定了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存在和中国奴隶制社会土地国有的特点及其转化的过程。
《青铜时代》一文和《青铜时代》一书的附录《周代彝铭进化观》、《彝器形象学试探》是一组探索造型艺术的文章。郭老把殷周的青铜器分做鼎盛、颓败、中兴、衰落四个发展时期，从青铜器的纹饰、文字、器形和变化，分析了它们与生产方式变化的关系。这是郭老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他的青铜器的分期、断代，至今还是殷周青铜器考古的准则和依据。
除了这两组文章，其它都是关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集中地论述了从商代到秦关于天的思想的演变。大体说来，殷人是很迷信的，这从大小事都要占卜可以看出来。那时已有至上神的观念，就是“帝”或“上帝”，那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周人因袭了殷人的文化。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周人怀疑天，而又拿天来做统治的工具，又用“德”来补充。到了春秋，老子取消了殷周以来人格神的天的至上权威，而建立了一个超绝时空的形而上学的本体“道”。继老子之后的孔子对于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也采取否认的态度。他否认鬼神。“老子和孔子在根本上都是泛神论者”。与他们对立的是墨子，“墨子根本是一个宗教家，他是把殷周的传统思想复活了。他是肯定了一位人格神的天，自然也肯定了鬼神。”到了战国，百家争鸣。道家祖师老子的后学惠施、庄子，也还有“一派泛神论的断片”。孔子开创的儒家，到了子思，他的“天道观是采取了老子的思想，而在说教的方便上则以天立极，维系了殷周以来的传统”，即肯定了人格神的“天”和“上帝”。最后，荀子的天道思想把儒道两家融和了：“说天是有意想行识的人格神固然是迷信，说天是超越乎感官的物体后面的实在也毫无把握。只知道自然界中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运行着的大理法，便天之亦可，神之亦可，道之亦可，诚之亦可，用不着去探求，也用不着去迷信。”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可以看做郭老研究先秦哲学思想的总纲。这篇文章写于1935年。这时他对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其相互关系、演变和发展的看法，大体上便已经定型了。他在四十年代写的其他先秦思想研究文章，是这些观点的发挥、延伸和具体化。
两书中论述儒家的文章是《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荀子的批判》、《驳》、《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秦楚之际的儒者》诸篇。在《孔墨的批判》里，郭老对于孔子的，基本立场在这儿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前驱者”（《十批判书·后记》），就是说，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孔子的“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从这个基本立场和思想出发，他举出《墨子·非儒》篇记载的两个故事，证明“孔子是有点帮助乱党的嫌疑的”，又举出孔子的门弟子，“帮助乱党”的八个事例。在其它几篇文章里，郭老对公孙尼子的《乐记》怎样为政治服务，儒家八派的分野，秦汉大动荡时代儒家的分化一一作了分析。战国时的哲学家开始涉及了人性的问题。郭老对于性善、性恶论者有个独到的精辟的见解，他说：“孟子道性善俨然唯心，荀子道性恶俨然唯物。但其实两人都只说着一面，而其所企图的却是要达到同一的目标。性善故能学，性恶故须学。”（《青铜时代·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