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1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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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在年青的闻一多的心里，更为发展。《朝日》就称颂“作工”的人为“骄儿”。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朝日：
“偷偷地走到各个窗子前来，
喊他的睡觉的骄儿起来作工。
啊！这样宁静美幻的睡容，
他那里敢惊动呢？
他不敢惊动，只望着他笑，
但他的笑散出热灸的光芒。”
这首诗构思新颖，思想深刻，值得称道。
闻一多把自己最初写的诗题为《真我集》，富有深意，即在艺术上要求抒发真实的思想感情。《月亮和人》歌颂睡着的人，因为不存虚伪，就有“自然底真美，这是何等的美！”《忠告》一诗，是写对月亮的“忠告”，即圆也美，缺也美，只要不躲在乌云后面，露出本相就是美。从这点出发，年青的诗人在艺术上很早就要求有自己的独创性。如《率真》痛骂鹦鹉式的人云亦云的诗人：
“咦！鹦哥，鸟族底不肖之子，
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
若是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
这些诗句对雕琢阿谀、迂晦艰涩的封建文艺是鞭辟入里的批判。闻一多的诗一开始就显示了批判的锋芒。他高呼：“看着现在这牢狱的世界里无事不是痛苦”。可见编写《真我集》中的“我”，已经是受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的影响的新时代的青年。
《真我集》在诗的形式上，注意努力摆脱旧诗词的束缚，只是偶尔还见到留有痕迹。诗句参差不齐，用韵也无严格要求，写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由诗。这为我们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从研究律诗看闻一多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
1921年12月，闻一多在清华文学社作报告：《A Study of Rhythm in Poetry》，可译为《诗的格律研究》。现存英文的详细提纲。这篇报告，讲了十个问题。从诗歌格律的一般理论、外国诗的格律，最后落脚到中国诗的格律。1922年3月，闻一多又写成了《律诗底研究》。它分七章，二十一节，现存手稿。这可能是五四以后最早用新的方法研究中国诗歌格律的长篇著作。
新诗刚诞生时，象胡适那样的诗人，实际上仍受旧诗格律的束缚，就象刚放大的小脚。闻一多在评论文章中强调指出，新诗应该摆脱旧词曲格律的羁绊。胡适从买办阶级立场出发，否认新诗应该建立起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新形式。闻一多斥之为“诗的自杀政策”。以后，郭沫若的诗以火山喷发式的爱国激情，突破了中国古诗的旧腔旧调。闻一多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但又指出，他的诗“洋气重”。他说：“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如《女神》之艺术吾诚当见之五体投地；然谓为输入西方艺术以为创倡中国新诗之资料则可，认为正式的新体中国诗，则未敢附和。”“为郭君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溶入其作品中，然后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闻一多提出建立“新体中国诗”，即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新诗，这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了促使新诗健康发展，闻一多开展诗歌理论的研究。过去对闻一多的评论，常有过分强调他受外国诗的格律的影响，其实并不全面。《律诗底研究》可以证明，闻一多努力借鉴外国关于诗歌格律的理论，以便总结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他注意的中心，还是要使新诗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尽管他当时没有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理论上、创作实践上都作了努力，积累了经验，十分可贵。所以，《律诗底研究》不但是研究闻一多的重要材料，而且是中国新诗史上的宝贵文献。
闻一多为什么要研究律诗？他认为，“律诗为中国独有之体裁。”所以，“律诗能代表中国艺术底特质，研究了律诗，中国诗底真精神，便可探见了。”而且，“律诗兼有古诗，绝句，乐府底作用。学者万一要遍窥中国的各种体裁，研究了律诗，其余的也可以知其梗概。”在新诗刚诞生的时候，莫不痛诋旧诗之束缚，律诗当然更被指摘得“体无完肤”。闻一多却能这样提出问题，表现他在理论上有胆有识。
这篇著作的中心，是探讨什么是中国诗歌的特质。闻一多是从剖析律诗来解答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律诗有一般的抒情诗的特点，即简练、紧凑、整齐、精严。这是古今中外优秀的抒情诗所共有的。但是，律诗里又“有个中国式的人格在”。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他认为，“中国艺术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显著。中国底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形成这个特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先民观察了整齐的现象，于是影响到他们的意象里去，也染上整齐的色彩了。”闻一多举了以易经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是有变异的均齐；伦理观念也与均齐相联系；文字构造也大多均齐；甚至生活环境的布置也重均齐。所以，他得出结论：“均齐的美在中国艺术品中表现得最圆满”。
其次，他提出“浑括”是中国文学的又一特色。所谓“浑括”，是指律诗“内含之物必多。然律诗不独内容多物，并且这些物又能各相调和而不失个性。”这是指诗歌内容要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三是“蕴藉”。“蕴藉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谓欤。”指的是诗歌的表达方法，重含蓄，忌刻露。
四是“圆满”。“凡律诗之组织、音节无不合圆满主义者。现在对隅平仄诸部分可谓至美尽善，无以复加”。
闻一多讲的中国文学的特质，实际上也是他指出新诗应努力的目标：诗要写得整齐、精炼、含蓄，这样才符合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当时的新诗创作，正是存在着不整齐、不精炼、不含蓄的弊病。闻一多敏锐地认识到，只有重视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使新诗健康地发展。
正确的理论指导能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闻一多自己诗歌创作的发展道路，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对新诗提出了这个要求，“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熔入其作品中”。要具体地把握什么是“中国艺术之特质”已属不易，还要“熔入其作品中”，当然更为困难。闻一多自觉地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经过刻苦的艺术实践，在1922年秋，诗风发生明显的转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在说明自己诗风转变的原因时写道：“神洲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待续）
刘烜
论彭晓雷的艺术形象
与林大中同志商榷
《读书》第一期林大中同志的《“控诉文学”及其他》，基本上否定了刘心武同志的小说《醒来吧，弟弟》。读完之后，颇为彭晓雷鸣不平，有一些意见同林大中同志商榷。
弟弟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吗？
林文认为，弟弟的内在性格很不统一，“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弟弟却既沉睡，又清醒，认真”，因而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复合物”。
弟弟的形象果然如此吗？非也。弟弟的性格有个显著的特征：表面淡淡的，内心炽热，口头上是出世，心想的是入世。从表面上看，他终日无所事事，喝酒，聊天，弹吉他。“四五”运动的英雄事迹，他说是“没意思”；厂党委书记的来访，他冷冷相待；一切严肃的话题，他报以嘲笑；周围的大事变，他置若罔闻。他胸中只有一团死灰，似乎真是“红尘”外的人了。然而拨开这团死灰，我们会发现，在它的深处跳动着一颗炽热的心。弟弟是清醒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许多人，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是在弄虚作假。他们不仅曾跟着四人帮干过许多昧着良心的事，而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些人仍然官话、空话、套话连篇。弟弟也是认真的。他们厂领导骗取了大庆式企业称号后，别人反应倒也一般，唯独他一反常态，庆祝大会还未开完，就溜了回来，与几个毛头小伙子喝酒哼歌，以发泄其内心的愤懑。可见，他看破红尘是假，对四人帮，对弄虚作假，强烈愤恨是真；于世无争是假，恨不能抽倚天剑，斩妖魔，扫除那些弄虚作假是真。他的看破红尘，即所谓的“沉睡”，只是一种对黑暗腐朽势力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一种对它们的反抗形式。消沉、沉睡与认真、清醒，粗看是根本不相容的，然而在弟弟的性格中却有着一种辩证的、和谐的统一。在消沉、沉睡的表象下，闪耀着认真、清醒的思想火花——这就是弟弟性格的内在特征。林文说：“沉睡的人不可能清醒，更不能对任何事情认真”，这种逻辑推理未免简单化了。看起来不相容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水乳交融地溶化在一起。这是一种矛盾吗？是的。但是生活就是如此。
概念的产物，还是生活的结晶？
林文在否定了弟弟性格的统一性后，进而还否定了弟弟形象的真实性，说他是背离生活逻辑的概念的产物，是“被任意支配的传声筒和工具”。
这样的分析，不知根据的是什么？当年，林彪、四人帮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理论上装得最纯洁，实际上干得最卑鄙，青年人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