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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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于1931年2月12日，时间在柔石等烈士被秘密杀害后五天，地点在鲁迅避难的花园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鲁迅不可能立刻得到柔石等烈士就义的消息。因此，在写本诗时，鲁迅可能还不知道柔石等就义消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柔石等革命青年被捕，鲁迅估计一定凶多吉少。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那时候不说也可以知道，被捕者是没有被释放的希望的，谁也不会存什么幻想。”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就以写作这首《送O。E。君携兰归国”，“就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鲁迅语），以抒发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和压在他心头沉重的感情。因此，本诗与柔石烈士有关，而不是如鲁歌同志所说的与杨开慧烈士有关。
在“故乡如醉有荆榛”的恶劣政治条件下，“椒焚桂折佳人老”了，“独托幽岩展素心”，空谷幽兰仍然鲜艳怒放，这里主要是鲁迅自己的言志，述怀和自白，但是也写出了革命者的崇高品质。这里的“独”不是“孤独”，在抒情诗中，革命诗人的“我”一般是代表着广大的革命者，寓共性于个性之中。因此，从“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既表示了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也使人看到广大革命者高尚品格的写照。诗中的“幽岩”与“故乡”也不是互文同意，从这点上讲，把“幽岩”解释成“故乡”也是可商榷的。至于把“幽岩”作简单的比附，似乎也都是与诗的原意不相符合的。
① 鲁歌：《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四期。
② 倪墨炎：《鲁迅旧诗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③ 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
④ 王延龄：《浅谈如何解释鲁迅诗歌》。
⑤ 周振甫：《关于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⑥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8页。
陈江
鲁迅和章锡琛
赵景深先生在《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一，47页）里说：“我在海丰中学教了半年语文，就回到上海。当时章锡琛本来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妇女杂志》的，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猥亵，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赵先生的“据说”，想是听来的，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这里想补充一下。
五四运动后，在反封建礼教的呼声中，关于性道德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和讨论。一九二五年一月的《妇女杂志》上，周建人同志发表了《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章锡琛发表了《新性道德是什么》。主张一种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新的科学的性道德。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大齐）在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十四期上发表《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抹煞周、章两文中主张“男女平等”、“不能把异性的一方作为自己的占有物”的积极方面，把两文曲解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陈百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商务就不让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把他调到国文部去。周、章两位写了《答》、《驳陈百年教授》两文，已经不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就把两文投到《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把两文大加删节，排在《通讯栏》里，把题目改为《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新性道德与多妻》，副标题是《答陈百年先生》。同时，在正文里发表了陈百年《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刊在五月九日《现代评论》第一卷二十二期上。周、章两位怕《现代评论》不登他们的文章，又另抄一份寄给鲁迅。鲁迅看到《现代评论》那样对待周、章两位的文章，就把两篇全文在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上发表了，还在《编完写起》里说：“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惊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鲁迅又说：“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集外集》）
章锡琛在国文部编《文史通义》选注。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用开明书店名义出版《新女性》。商务里有一个规定，商务里的职工不准在外搞有损于商务业务的事。商务要章或者停办《新女性》，或者离开商务。章因此决意离开，去创办开明书店了。
在写《编完写起》的十年以后，鲁迅对《编完写起》又写了案语，说：“《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集外集拾遗》）在这里看到鲁迅的鲜明的爱憎感情。
振甫
《鲁迅小说插图集》
以中国的传统“绣像画”作底子，运用西洋技法，描绘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采薇》、《铸剑》、《出关》、《非攻》中的人物，共四十二图。外鲁迅造像二图。
作者范曾，北京荣宝斋出版。时在一九七八年。定价八角五分。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差不多二十三年前的一篇习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时恢复了原稿的这个名称，即将出版的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中，所收也是后一个版本），最近被宣布“落实政策”了。这里，我暂不想谈小说的短长、作者的感想，只想说明几个曾被误解的情况。
影射
1957年初，有一篇批评文章写道：“作品的影射，还不止于此……”，当时，有一些朋友读后对影射二字颇表愤慨。但我一点也没愤慨，原因是——说来惭愧，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面的血腥气味。我的小说就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按，影射的目的无非是遮掩，影射的规律则是借古讽今，以远喻近，说自然现象而实指政治生活；却不会是相反。“帮犬”诬画三虎是为林彪翻案，瘦骆驼是攻击国民经济；却不会反过来指责哪一篇谈林彪的文章是有意与北京动物园里的小老虎过不去。那么，五十年代的中共××区委员会又能是影射什么呢？难道是影射唐宋官府？语近梦呓了。作者自幼受到党的教育，视党为亲娘，孩子在亲娘面前容易放肆，也不妨给以教训，但孩子不会动心眼来影射母亲。
说实话，当时不足二十二岁的作者要真知道影射和陷人影射之类的把戏，提高点警惕，倒说不定好一些：含蓄一些，周密一些，分寸感强一些，辫子和空子少留一些。例如，全篇除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以外再无一处提到过故事发生在北京，而仅仅为了北京有没有官僚主义就引起了那么多指责，以至惊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讲话，才得以平息（暂时平息了）。如果作者成熟一点，本来完全不必提北京，并从而可以少找许多麻烦的。
不知道解放以后陷人影射之说是否从那篇文章开始的，反正影射这个概念既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也突破了法学的范畴，陷人影射不需要证据和逻辑，自我辩护未曾影射也无法剖胸献心。桃峰就是桃园，三虎就是林彪，作这种判断的人比陆峥嵘都不如，陆峥嵘总还手提着一个（哪怕是假的）“忠诚探测器”，还要探测一下的嘛。
比喻
小说中的人物赵慧文有一处提到洋槐花，说这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分析说，作品用牡丹比喻党政领导干部，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而赵慧文自诩清高，自我比附为小白花。
看了这个分析我深深为这位前辈的思想的深邃与敏锐、想象力的丰富与奇妙而赞叹。而且，我也觉得这种分析并非凭空得来。确实，小说中的林震、赵慧文就是有某种清高思想，他们实该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世界观，逐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我也惭愧，因为我写花时只不过信手拈来，写那时的季节，写赵慧文的女性的细心，写“感情的波流”，总之，我写的是花，没有将花比君子，没有微言大义。形象思维有自己的规律，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