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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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鲁迅见面只这一次。
七月十二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和其它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国民党以臭名昭著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这一群手无寸铁的青年“颠覆政府”！
在看守所的时间特别长。我写了不少诗。有些诗通过律师的谈话、亲友的探望，偷偷把稿子带到外面发表。
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我改用“艾青”这个笔名，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这个笔名到今天，已整整用了四十五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出狱；一九三六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抗日战争”。我在前一天在预感中，写了《复活的土地》：
…………
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旋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役的耻辱。
我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到西安，又折回到武汉，到桂林，在《广西日报》编付刊《南方》。出版了诗集《北方》。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在湖南新宁教了一个学期的书之后到重庆。
一九四○年春天，我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当时的所谓“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不久，我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会见。那是在重庆郊区北碚，在事先约定的时刻，他从浓荫复盖的高高的石阶上健步下来，穿一身浅灰色的洋布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
他在“育才学校”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希望我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那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重庆的进步作家受到了恐吓与监视。我幸亏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另外的四个作家一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沿途经过四十七次的检查，安然到达延安。
初夏的一个夜晚，得到通知，我们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的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霭的身影与笑容。
十一月，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我第一次写了歌颂领袖的诗《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春天，毛主席多次接见我。最初他来约我“有事商量”，我去了。
他和我谈了“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我很天真地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听的。”
接着他来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的问题，请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加了三个圈。
我没有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正面提出了。
他看了我的意见之后来信说：“深愿一谈”。在谈话中，他提出包括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等问题。我根据他的指示进行了修改，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了。
五月，以毛主席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进行了好多天，讨论也很热烈。
在会上，我记得的是朱总司令对我在文章中引用的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作了最精辟的解释：“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实际上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
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黄昏，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经典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了，也明白无误地重申了列宁对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
在座谈会之后，我写信给毛主席提出想到前方去。他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顿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他指示我学习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实际上叫我投入接着不久就来到的“整风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去战胜一切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十月，我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文工团到“华北联合大学”作为“文艺学院”。不久就撤出张家口，转移到冀中、冀南一带。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都在“文艺学院”搞行政工作。也曾参加过几次土地改革工作。写过组诗《布谷鸟》。
一九四九年初北京解放。我在进城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以“接管人员”的身份接管“中央美术学院”；参加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最后当了《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一九五○年随中共中央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所写的诗均收入《宝石的红星》里。
一九五三年回老家一次。收集了抗日战争期间在浙东一带的历史，但以民歌体写的叙事长诗《藏枪记》却失败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得到智利众议院的邀请到智利访问，写了《南美洲的旅行》的组诗以及后来补写的长诗《大西洋》。
一九五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个选集《春天》，我在“后记”中说：
“……我的作品并不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要用许多的大合唱和交响乐来反映的。我只不过是无数的乐队中的一个吹笛子的人，只是为这个时代所兴奋，对光明的远景寄予无限的祝福而已。”
一九五七年，我先是计划写“匈牙利事件”， 已完成《洛拉》、《巴拉顿湖》两个章段，因材料不足搁下了。接着到上海，收集了有关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历史资料，才写了《外滩》一节，又因事搁下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并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意，我到东北国营农场去“体验生活”，当了一个林场的副场长，和伐木工人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半；曾写了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和《蛤蚂通河上的朝霞》，可惜都已丢失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我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垦区度过了十六年。
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也下决心要歌颂这些改造大自然的战士们。我为了要写这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垦区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材料。
一九七二年，经医生检查发现我的左眼因白内障而失明已经有四五年之久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经上级批准到北京医治眼疾。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我国人民先后失去了三个领导人，整个国家处在危急中——万恶的“四人帮”从四面八方伸出了黑手……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伟大的祖国转危为安。我也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
诗人必须说真话。
常常有这样的议论：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他说了人们心里的话。我以为这种议论不够全面。全面的说，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某人说了真话——说了心里的话。
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不喜欢假话。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人人心中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也有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谁“得势”了就捧谁，谁“倒霉”了就骂谁。
这种人好象是看天气预报在写“诗”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象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也常常下错了赌注。
“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越敏感越好。但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是嗅不出正确的东西的。
这就要求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
“不倒翁”只能当玩具，却不宜作为做人的样板。
谁也不可能对什么都兴奋。连知了也知道什么时候才兴奋。
有人反对写诗要有“灵感”。这种人可能是“人工授精”的提倡者，但不一定是诗人。
把自己不理解的、或者是不能解释的东西，一律当做不存在、或者是认为非科学，这样的人只能居住在螺丝壳里。
外面的世界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刮风、有时下雨，人的感情也有时高兴、有时悲哀。
所谓“灵感”，无非是诗人对事物发生新的激动、突然感到的兴奋、瞬即消逝的心灵的闪耀。所谓“灵感”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灵感”应该是诗人的朋友，为什么要把它放逐到唯心主义的沙漠里去呢？
无差别即无矛盾。
对一切都兴奋就是对一切都不兴奋。
诗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
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撒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去感动别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
七
不要为玩弄技巧而写诗，写诗又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