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1979年-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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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小说61篇，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精神苦闷，刻划了一系列道德败坏、内心空虚、生活放荡、一事无成的所谓“反英雄”。纽约时报图书评论》在畅销小说栏介绍此书时把内容概括为“在家庭生活的混乱中关于消失了的道德秩序的几瞥”。
除了名作家的新作外，在1978年畅销书中还有两位惊险小说作家值得介绍。一位是1951年从英国迁居美国并加入美国籍的女作家海伦·麦克英纳斯，她丈夫原是驻美国的英国情报人员，曾向她提供过不少素材。她的小说往往描写美苏之间的激烈间谍战，主人公往往是个与情报机构毫无联系的正派人，在卷入斗争时激于义忿能与敌英勇作战，所表现的聪明、机智和本领往往使敌我双方的职业间谍咋舌。她的新作《恐怖的前奏》是她的第十八部长篇小说，写一个能鉴别古画的美术家受聘到维也纳收购古画，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苏联、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之间的激烈间谍战。另一位著名惊险小说家是阿里斯特·麦克林，他迄今已出版了二十多部惊险小说，其中有不少已改编了电影（如《恐惧是关键》）。他的新作《再见吧，加利福尼亚》，主要描写一伙穆斯林恐怖分子阴谋使氢弹爆炸引起强烈地震，从而使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沉到海中，在破获此案时还揭露了一批政府高级人员的贪污。
1978年畅销的犯罪小说中值得一提的有两种。一本是《教父》的作者马里奥·布佐写的长篇小说《傻瓜们死去》，内容主要描写好莱坞的名流、文学界的名士以及风流少女们在美国西部赌城拉斯维加斯与命运赌博。另一本是洛杉矶警察出身的小说家约瑟夫·万鲍写的第五部畅销小说《黑弹子》。此书象作者的前几部畅销小说如《蓝衣骑士》（1973）、《合唱队员们》（1975）一样，描写洛杉矶警察的生活。主人公瓦尔尼可夫是俄裔警探，一个堂·吉诃德式可笑人物，会冒着生命危险冲到失火的房子里抢救一缸金鱼。小说主要描写他跟一个看不起他的十八岁女助手娜塔丽一同侦缉一桩可笑的绑架案（某贵夫人有一只名贵的狗被绑架），在侦查过程中娜塔丽逐渐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她的蔑视也逐渐转化为爱情。
最后介绍青年作家约翰·欧文的新作《加普所生活的世界》。这部小说采用一种新的艺术手法，主人公加普的生活经历与作者本人一模一样：三十多岁，写过四部小说，在维也纳呆过一阵，有两个孩子，甚至也写了部长篇小说叫《本森哈佛所生活的世界》，但作者矢口否认该书带有任何自传性质。他认为写小说的技巧就是幻想与现实相结合，通过虚构情节反映生活，因此他的小说混合着暴力（两次暗杀、几次强奸）、色情（主人公家庭生活虽很美满，但夫妇都与人通奸）、妇女革命（主人公母亲是鼓吹男女平等的狂热分子，为了搞绝对的男女平等，甚至不嫁丈夫，通过人工受精生下加普）等他认为是美国社会中最本质的东西。评论家们认为这部小说写法新颖，构思巧妙，故事生动，阅读时老是想知道下一页写的什么，能给读者带来无穷乐趣。
这部小说被“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中，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在1978年底被《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编辑部评选为年内出版的八部最优秀小说之一。
施咸荣
“不发表就发霉”
谈美国的大学出版社
美国学术界人士流行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不发表就发霉”（Publi－sh or perish或译“不出版就完蛋”，但为照顾原文字面相近，姑作今译），来形容一部分大学教书匠所处的困境。尤其是在每年评级的时候，你如没有著作发表，不但不能提级，而且有失业的危险。
那是因为在美国学术界和大学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势利态很重：注重研究工作，而轻视教书才能。往往有广受学生欢迎爱戴的教授，因为久无文章发表，或者发表不多，而被解聘或者被拒提级的。
这种重研究而轻教书的倾向，造成了出版界的一种特殊现象：大学出版社林立。美国设有研究院颁发博士学位的大学共有三百七十五所（一九七八年统计尚不完全，这是一九七七年的数字），而大学出版社即达一百家。这一百家大学出版社都是由所属各大学出经费，为教授学者提供出版机会的。因为他们的著作大多学究气重，枯燥无味，没有销路，不能赚钱，商业性的出版社不感兴趣。这也难怪，一般所谓研究成果，多半都是引经据典，表明学问有根底，书后还附了多页参考书目，其实倒是符合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真有价值的并不多。
我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就大概而言，不免有些过份。但据我个人在大学社会里的观察，不少教授与其浪费时间制作（不是著作）无价值的书，不如专心执教，至少对莘莘学子有个交代。但是“不发表就发霉”这个规律定下了不少教授的命运。
但话也得说回来，要不是有大学出版社在做亏本的买卖，在唯利是图的美国商业社会，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就绝不会有问世的机会。尤其是过去几年来，美国一般大学，不论公立私立，大都缺乏经费，各种科系专业都难以维持，不要说出版社了，而许多大学出版社仍能硬着头皮办下去，对于学术界不是没有贡献的。
大学出版社是个赔本买卖，这在下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一九七七年度大学出版社出书占全美出书总书目百分之十一，不可谓少。但是从收入来说，全美出版界该年总收入四十六亿元，大学出版社只有六千万元，不过是其中百分之一点五多一些。这种相差悬殊现象在近年越来越变本加厉。销路不好一部分固然是因为没有生意眼，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近年来美国一般经济衰退，图书馆缺乏经费，学者们担忧生计，而这两方面原来乃是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主顾。单是在一九七一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一家就亏本达五十万元。一般而言，大学出版社无论大小，每年平均亏本约十万元。在过去，大学出版社的书，一般可销二千三百本，现在是一千三百本。这种销数与商业性书籍（tradebook）三、四万本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为了补救这种亏本情况，大学出版社也在慢慢的改变方针，不象以前那么道貌岸然了。有的甚至不要学者来主持业务，而向商业性出版界挖角，出书开始注重生意眼。比如在过去，社会、人文的科研书目占全部总书目约一半，但现在有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诗歌小说，不但如此，有的也接受非学者教授的外界人士的稿件，这样与商业性出版社抢起生意来了。
另一种倾向是出版专门化。例如韦斯连大学专出诗歌，锡拉丘兹大学专出环境研究书籍，印第安纳大学专出民俗学，俄克拉荷马大学专出印第安人研究等等。凡此种种，无非是希望能扩大一些销路，至少做到减少亏本。
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总书目约二千种，大的如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每年约各出版一百二十五种新书，而小的只不过出二、三十种。这些书虽荣膺不少书奖，但列入最佳畅销书目的却绝无仅有。
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委员会一般约六人到十二人，都是本校教授。编委会接受外稿，也请外界学者共商选题。一般印数初版不过二千到二千五百本，如果能给五百元或一千元的版税，已算不错了。不过作者可以在书籍的装帧上得到安慰，一般都是用头等纸印，布面精装，甚是讲究。
自从约翰斯·霍浦金斯大学于一八七八年首创大学出版社以来已有一百年了，它第一本印的是美国数学杂志。在这一百年中，它一共也只出了二千五百种书。就历史悠久而言，在一九○○年以前创办出版社的仅约翰斯·霍浦金斯、康乃尔、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五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姗姗来迟。此外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在美国也设有分处，这两家营业倒不错，很少亏本。
大学出版社出的固然多半是枯燥无味、少有价值的书，但在此一百周年纪念之时，我倒也要为它们吹嘘一下，其中也有爆发冷门的。比如一九五○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由一个年轻社会学家及其两个同事合著的《孤独的人群》。当初出书时因此书太专门，只印了一千五百本，以为足够应付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需求。不料此书竟然畅销一时，历年以来，平装本每年可销五万本，总数已超过一百万本，许多大学选了此书为社会学教科书，作者大卫·里斯曼就成了著名的社会学家了。
又如一九六○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有关教育学的书，本是一次教育会议的讨论的结果，出时哈佛很勉强，出后却受到书评家的好评，数年来单是精装本就销了七万五千本。书名《教育过程》，作者杰罗美·布鲁纳。
另外一个例子是注重出版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了西班牙流亡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尼斯的诗集《柏拉特罗和我》，同年该诗人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商业性出版社对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看了只有眼红。
但是这都是个别例子，大学出版社出的书绝大多数都是乏人问津的。这里仅举一端，可见一般：普林斯顿出了一本《日本人口》，作者爱琳·泰伯尔搜集了十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料，共有一百四十一个统计表。其销路之少，可想而知，但普大认为这些表有价值，向福特基金会请求补助一千元资金，专家们认为此书乃是权威之作。
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是各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不是这篇通讯所能包括的，这里只好割爱。
二月十六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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