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历史:1911-1949民国圈子-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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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樊山（1846～1931）：即樊增祥，“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最高产的诗人。其父亲在湖南做武官时，被仅是举人的左宗棠大骂“王八蛋”，愤而发誓要把儿子们教育成进士。后来樊樊山果然中进士、做大官，并成为著名诗人。
铁良（1863～1938）：满族镶白旗人，曾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等，满族中的军事要员，军事力量堪与袁世凯分庭抗礼。民国后为宗社党核心成员，积极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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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骏是张爱玲的叔叔，袁世凯的盟弟兼亲家，一生以“忠于大清”自诩，在政治上几乎属于“顽固势力”的一方，对维新、洋务运动等都采取消极态度。任职两广总督期间维护西沙和南沙领土主权。1947年，民国内政部将位于南沙群岛西部的一个滩涂改掉原有旧名，重新命名为“人骏滩”，以纪念张人骏的功绩。
⊙辛亥革命后，中国复辟派分为三派。一是以恭亲王溥伟等人为代表的王公贵族。为了重组武装，溥伟还特意在青岛建了座道观，作为复辟分子来青岛的招待所。德国人又特批他在德人集中居住的会前街建造了很有气派的“恭王府”。而他的这座府邸就成了青岛遗老们“复辟”计划的办公室。另外一派是以张勋为代表。他们要将皇帝当做傀儡，以复辟为名，自揽大权。最后一派则是纸上谈兵派，只在理论和宣传上提出复辟。
⊙1924年，前清庆王奕劻的儿子载振搬到天津居住。这人富得冒油，喜欢赌博，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两所房子。有一次，他在买跑马场的彩票时跟人打赌，如果赢了，就把马场道修成柏油路面，结果真的中了彩。他果然遵守诺言，不仅用光了赢来的钱，还另外贴了一笔钱。
⊙1923年9月，日本地震。溥仪以赈灾之名向日本捐助，当时溥仪小朝廷的经济来源很困难，一时拿不出现款，溥仪就让人从宁寿宫库中提出48对古瓷瓶和2个珍珠手串，派人送到日本使馆。每个手串有108颗珍珠，有人估计起码价值30万元。据说这项个人名义的捐赠，超过了当时北洋政府赠款的数额。
⊙劳乃宣在青岛时和遗老们经常进行思想联络，他同逊清遗老吕海寰、陆润庠、赵尔巽、张人骏、周馥、王垿、刘廷琛之父刘云樵等人结成“十老会”，以文会友。并与在青岛的日本人鬼头玉汝等八人结成“八仙”，结为诗社，互相唱和。
⊙劳乃宣在青岛和德国人尉礼贤组织了一个尊孔文社。成员多为清朝遗老，也有少数的在青岛德华大学任教的德国教授、学者。这些人在一起交流东西方文化，因而也称“中西文社”，有时在饮酒之间论文谈道。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的不同，“中西文社”开始时并不顺利。遗老们在上面讲，德国人费尽精神，也听不太懂；轮到德国人发表言论时，遗老们干脆回家睡大觉去了。
⊙前两江总督张人骏，也就是张爱玲的叔叔，在辛亥革命后跑到青岛居住。当时，寓居青岛的遗老遗少颇多，比如，前军机大臣吴郁生、前兵部尚书吕海寰、前北京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等，当然还有前两江总督张人骏。他们这些同病相怜的人，很快就成了朋友。大家一起聚会玩乐，偶尔提到前朝往事，都要感慨一番。唯独张人骏不说话，起身就走。
⊙前清遗老金梁，在其著作《瓜圃述异》中，将吴佩孚、齐白石、赛金花三人称为“燕山三怪”。
⊙1914年，袁世凯聘请前清大臣赵尔巽担任清史馆馆长，但赵说他不愿当“大清的叛徒”。于是，袁世凯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民国的事情。”赵尔巽这才勉强答应，但他提了一个条件，就是为他死于清室的兄弟讨个说法。为了表明自己“只降汉不降曹”，他还写了一首自嘲歌：“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
⊙美国医生记载：载沣，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却浑身透着高贵的气质。
⊙梁鼎芬做过溥仪的老师，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曾积极参与张勋复辟。早年，广雅书院想请梁做院长，有人说梁太年轻了，才二十八九岁。梁说：“这容易呀，想年轻些很难，想老一些容易。”于是选了个日子，开始留胡须，各界名流都来祝贺，称“贺胡会”。从此，一缕长须就成了梁的标志。
⊙民国后，梁鼎芬住在武昌，依旧留着大辫子。黎元洪和手下一班人就想捉弄梁，派了几个人去见梁，一个假装和梁说话，一个从后面掀开梁的帽子，再冲上一人揪着辫子就剪。剪完后，梁伏地大哭，有人建议他报案，请黎元洪都督做主捉拿凶手。
⊙梁鼎芬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光绪皇帝陵墓（崇陵）的监工。1913年，民国政府拿不出尾款，梁鼎芬只好亲自出马。他先是派人到北京订购了二三百只陶瓷酒瓶运回西陵。到了冬天大雪纷飞时，他带着十几个人到崇陵宝城之上，将每个酒瓶都装满洁白的雪，然后塞好瓶口，封上红纸笺，上书“崇陵雪水”。这些瓶子被他运回北京的住所，他写了一份公启，说明崇陵应栽树的理由。然后把北京城里的前清官员富绅的家庭住址打听清楚，之后，他就带着那份公启，领着人，用人力车载着雪水瓶，按照道路的远近和预定拜访人的先后次序，一一拜访。对方如果把钱给了，梁鼎芬就千恩万谢；对方如果敷衍，梁鼎芬就脸色突变，破口大骂。
⊙梁鼎芬与章太炎评当世之维新人物，梁曰：“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唯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章太炎对曰：“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
⊙辛亥革命后，郑孝胥跑到上海找了一栋楼，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凡是诗文信件题识，仍用宣统甲子，从来不用民国年号。他的朋友做了民国的官一旦被他知道，就会遭到他狂暴的谩骂：“群盗如毛国若狂，佳人作贼亦寻常。”
⊙郑孝胥自恃学贯中西，尤其是在书法上，傲视天下。他的字可谓一字千金。当时中国“交通银行”四个字，就是以四千两银子从他手中索取的。1915年刊印的初版《辞源》的书名“辞源”两个字，他即收润笔费五百两雪花银。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只五个字，即索银每字两千两。尽管已经写好了，可是由于商务印书馆要求其在题款时，应注明题于“民国某某年”，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大清遗臣，他当场将墨宝付之一炬，一万两白银就这样付诸东流了。
⊙民国成立之后，郑孝胥依然长辫在头，房中插着黄龙小旗。袁世凯、黎元洪曾先后请他出任教育、交通总长，但郑孝胥均以“不事二主”为由拒绝。一心复辟的郑孝胥的这些举动赢得了溥仪老师陈宝琛、庄士敦等保皇派的好感。他们以郑孝胥“有骨气，道德文章、才干魄力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人”为理由，将他推荐给了溥仪，成为溥仪后半生最亲近的大臣。
⊙郑孝胥在给溥仪讲《资治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溥仪未来的“帝国”上，他说：“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康熙）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郑孝胥在上海时生活拮据，据上海名医陈存仁回忆，郑的书房桌面玻璃下压着八个字：亲友求书，概照润例。陈请郑题写一个书签，一块钱，郑推销似的说：“你不如多写一些，我今天可以当场交卷。”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以在“东北建立帝国”为前提，与伪满洲国主要策划者土肥原贤二达成协议，之后诱使溥仪来到东北。来到东北后，溥仪放不下皇帝的架子，不愿屈任“满蒙共和国总统”。郑孝胥为此多方周旋，并向日本人保证，只要让他出任未来的内阁魁首，“皇上的事由我包办，无所不可”。得到日本人的肯定答复后，郑孝胥威胁溥仪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原是好意，让皇上当上元首，就和做皇帝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
⊙郑孝胥谈富国强兵之计，说：“极简单，两字妙诀，‘借款’而已。”闻者不解，郑私语曰，“我国借了外国人的款子，外国人穷了，我们便富了！”
⊙段祺瑞组内阁，电招郑孝胥任交通部部长，郑孝胥回电：“家有小事，不能前去。”
⊙德国亨利亲王曾到青岛邀请徐世昌等一批遗老观赏新发明的电影。电影未放映时，遗老们在座位上吸水烟袋，呼呼之声震耳欲聋。电影放映前先由翻译介绍内容，然后关灯放映。徐世昌一见灯关了，很不悦，站起来说：“人还未走，竟然了灯！不像话。”翻译赶紧解释，徐世昌等遗老才坐下。但在放映中，因为语言障碍，所以这些人大声喧哗，并且还把浓痰吐在纯毛地毯上。第二天的报纸大肆渲染此事，徐世昌等遗老看了报纸，居然认为这匪夷所思。
⊙清朝最后一任云贵总督李经羲是革命大亨蔡锷的师傅。辛亥革命后，李经羲到青岛隐居。1917年，李经羲受总统黎元洪之邀，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可惜因张勋复辟而上任不足一周即去职，人称“短命总理”。心灰意冷的李经羲回到上海，从此再无出山，只在家里逗孙为乐，让孙子骑在自己的背上，嘴里念着：“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令人欷殻А�
⊙民国成立，前清官员于式枚拟一联悬于门两侧：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民国时期，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