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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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厂的第一座建筑是一间简易厂房。当年5月上柴厂100多名工人奔赴现场，开始产品试制。那时贯彻“先生产后生活”、“边基建边生产”的指导方针，宿舍楼还没修建，干部们都住在用芦席毛竹搭建在泥巴地上的油毛毡房子里。工人们借住在离厂区3公里外的一个破旧教堂里。
初期没照明电，就用蜡烛和手电筒；没自来水，就打河沟水用明矾净化；没厕所，就到老乡的茅房方便，那臭气和蠕动的蛆虫让女孩们非常害怕。几个月后当男女单身宿舍和两栋三层楼的土打垒家属楼造好后，食堂、供电线路和水泵房也随之开通，生活状况才得以改善。
1970年7月1日，我还在上海柴油机厂实习，中午吃饭时听到广播里传出：“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锦江厂第一批‘七一’牌喷油嘴生产出来啦！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伟大的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要知道柴油经过高压从喷油嘴呈雾化喷进油缸燃烧才能产生动力，故油泵油嘴有柴油机的“心脏”一说，是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产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机械配件几乎全部依赖苏联。那时用一头肥猪才能跟老大哥换回一副喷油嘴。若干年后，一位领导同志刚到四川主持工作，就询问四川有没有油泵油嘴厂，可见他对农业大省和战略后方有无专业化的油泵油嘴厂是多么关注。
被命名为“七一”牌的献礼产品，其实是从上柴老厂拿来的半成品到锦江现场做几道最后工序后装配而成，其政治意义远超其经济价值。自那以后，上柴厂不断有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被动员上三线，机械部也在全国系统内为锦江厂配备管理人员和定制机械设备，并花巨额外汇从国外进口精密检测仪器仪表。机械部重点骨干企业、西南地区最大的燃油喷射系统生产基地、因选址问题被延误三年多才开工建设的锦江油泵油嘴厂，就此铆足了劲，大干快上，誓把损失了的时间夺回来。
当时新到现场的年轻人都被编入基建连参加工地劳动，下设两个排，每排三个班：男子抬砖班、女子挑砂浆班、混编拌浆班。我当时任基建连一排排长，每天跟大伙一起在工地抬砖、预制板、鹅卵石、水泥等。我们主要为建造宿舍楼的建筑队当小工。一天下来，个个都疲惫不堪。厂区建筑由正规施工队包建。但厂区道路、车间地坪都由我们去加班完成。加班没有加班费和调休，只有两个馒头，偶然也会有猪肉萝卜馅的包子吃。
由于宿舍楼依山而建，坡度较陡，卡车把建材送到坡脚，然后由我们往上扛。一栋四层楼房，往往一个月就能结构封顶。那阵势简直是拼命了！一年中我连参加了四栋宿舍的建造，许多人落下腰疼病，就连当了两年知青的当地小伙子也喊吃不消。
1972年，工厂竣工验收后不久，一机部在我厂召开了西南片区三线建设现场会，把我厂立为三线建设多、快、好、省的典型，充分肯定了我厂的成绩。通过基建验收后，全厂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以生产为主的轨道上来了。从此，工厂生产逐步走向正常。这期间，上海、无锡来的师傅们成为生产骨干，也言传身教带出了许多徒弟，为工厂的生产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加工资的悲喜剧
中国工人阶级在担当国家使命上毫不含糊，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未能得到调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是中断了调资工作。1972年4月各单位按上级指示给低工资人员作适当调整，这类人员较少，影响不大。此后一直未动，到粉碎“四人帮”一年后的1977年11月，终于传来调整工资的消息，但上面定了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能加。这可给工厂出了难题，将近两千职工，手心手背都是肉，加给谁好？别小看加一级工资才6元钱，那时的物价低，四川这里的猪肉、食用油、白糖、鸡蛋都是6毛8分一斤，米才1毛2分左右一斤；锦江厂食堂的荤菜如大排、大肉、狮子头、炒猪肝都是2毛钱一份。而且当时从上海支内的小青年都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这六元钱的用途可大呐！尤其是沿海来的三线人，背井离乡，意外支出更多。比如上海家里一有情况就得往回赶，一个来回的路费等于两个月的工资没了，还不算人情世故方面的开销。如果探亲假用完只好请事假，事假要扣工资，所以有句话说三线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铺了铁路”，这是千真万确！有好几位上海同志甚至连父母辞世都未回去奔丧。我曾做了一个统计，我爱人从1975年到1996年，21年间回上海14次，平均一年半回去一次，其中生孩子得了肝炎请了将近一年事假。那日子过得紧巴程度只有自己知道。
一听说要加工资，大家谁也不相让。有的车间没法子，按比例把名额下放到工段，工段只好采用投票决定谁加。某日，段里开会投票，一边唱票一边在黑板上画“正”字。某兄是无锡来的，已有两个孩子，盼了多少年才有这一回加工资，他工作表现还好，对自己也抱一定希望。谁知唱票已过半数，他的得票数始终忽进忽出，气氛紧张到极点。突然，他脸色发白，呼吸急促，一下子瘫倒在地。那边唱票还未完，这边赶紧把他抬到职工医院抢救。经医生紧急处理，他苏醒过来，是过于紧张引起的心脏异常，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唱票结果，他滑出名单之外。厂领导考虑再三，从别处挤出一个名额给他，算是对他的特别关怀。
这次调资，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各级领导也被弄得头昏脑涨。1978年底，上级又下达了百分之二的调资名额，这次有许多条条杠杠，对少数工作表现特别好的同志加了一级工资。这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扩大企业自主权，由企业根据工厂效益好坏来确定调资方式，与以前相比，各级领导的压力小得多了，职工的受益面也大多了。
像打架一样的探亲
锦江厂设计规模为2000人，从上海、无锡来了780多人，加上其他渠道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约100人，外来人员近千人。当时单身职工居多，一年可享受一次20天的探亲假（含路程假）。而探亲大多放在每年春节。故春节前那段日子，人走得比较集中，尤其是上海方向，人最多。由于工厂到成都火车站60多公里。交通非常不便，厂里也还没开通到成都的交通车，于是厂后勤部门提前登记，统一买票，届时厂里用解放牌卡车，浩浩荡荡地把大家送到成都火车站。那时候都是座票，根本买不起卧铺，因为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31块5毛，而成都到上海的硬座票要34块钱，比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成都到上海的182次车要开48小时，晚上8点开车，经常晚点。有一年后半夜才到上海，已没有公交车，外面又下着大雪，只好在火车站等到清晨坐头班车回家。
火车上大多数人自带干粮，解决吃饭问题。大家挤在一个车厢里，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倒也觉得很热闹。人困了，有同事带了雨衣，就轮流穿在身上，钻在座位底下呼呼睡一觉，觉得也蛮高兴。回上海带的行李不太多，买些花生、土豆、巴山豆（一种当地产的小赤豆）、中药材、风鸡（把鸡杀了，只去内脏，不拔毛，挂外面风干，到家后再处理）等。还有些同事，买活鸡藏在火车上带回去，火车是不允许带的， 就捂在纸板箱里放在座位下。后来发现这个鸡已经半死不活了，咋办呢，赶快杀了放血啊。那么火车上就热闹起来了，有人去打开水，有人给它放血。尽管是冬天，车厢里也很闷热，就用绳子把鸡拴好，吊在窗子外边。有的同志一觉醒来发现鸡没啦，变成了飞鸡，飞掉了，那个心痛啊！也有人给鸡灌酒，让它也睡觉，免得叫唤给列车员发现。还有人带公鸡回家，鸡在车上打鸣的，往往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探亲，最头疼的是返程。上海到成都就这一班车，上海是支内大户，从陕西到四川沿途又有那么多三线厂，往往又集中在春节正月半后的一、二周。一是票难买，上海北京东路的火车票预售处每年这个时期都拥挤不堪。我从1972年到1975年每年都是去通宵排队买票。1975年结婚后就只能四年享受一次探亲假，还是一样排通宵。后来这条线路班次多了，但大量农民工的出现，让火车更挤了，哪怕买卧铺，也是那么紧张。而上了火车抢行李架那就像打架一样。
那时四川的物资供应很差，几乎什么东西都要从上海带，比如香烟、打火石、白糖、糖果、饼干、乐口福、麦乳精、肥皂、卷子面、烤麸干、萝卜干、咸肉、砂锅、煤饼炉，甚至女同志用的草纸，加上厂里同事托带的诸如“765”皮鞋、的确良衬衫、金兔牌羊毛衫等等，每次回厂至少七八个大包小包。多的人二三十只包也不稀奇。送进站时家里倾巢出动， 先着一人拿着小包冲在前头，找到座位后朝行李架上一躺，抢好地方，不一会主力到了就把东西朝上摞。经常有为争行李架吵架甚至打起来的。往往放好行李，人已大汗淋漓，嗓子冒烟。一般出发前早已给厂里发了电报，都要关照“行李多，多人接”之类。来接站的人有会动脑筋的提前到汽车队联系到成都提货的卡车，顺带把到站的人和行李带回厂。司机那里给包烟就解决了。有些没路子或不愿麻烦别人的，往往在成都住一晚，第二天费许多周折，乘成都到白水河的长途汽车到关口下，再背着行李步行三四公里回厂。
有时回想起当年探亲那些事，真不知道那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村中城”的“上海味道”
三线建设，对国家而言只是一次决策，对个人而言则是拿出了他们整个的人生。因此，这些来自大城市的迁徙者，对这块将赖以生存的土地是认真对待的。
锦江厂职工加家属四千多人，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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