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女人的人生解读-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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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切不是因为她不懂得要去迎合社会的世俗标准。她知道社会和他人接纳和容忍一个女人的规则或者潜规则。但她不肯放弃自己的生存理想。她能够承受委屈却不肯委曲求全。
后来她退无可退，只求有一隅平和的生存空间休憩再来。然而不得。仅仅活了 31岁，她就在无奈和不甘的哀叹中离开了人世。
临死之前，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如此浓缩了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生存苦难，这一切从几十年前像河一样流过来，流到我的心里，轻轻重重地，不同于春天的另一番景象：萧红无遮无拦地让我彻夜难眠，又像繁华都市的霓虹，亮丽地诱惑着我。现实世界不灭的醉生梦死，男男女女的活泼和迷茫，一切的无奈、痛苦、悲伤像在梦中颠簸，迤逦慵懒地剩余一种味道，只隐隐地浮在春日之中，却有人语与鸡犬的喧嚣。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萧红是不可忽略的一位作家。在男权社会的短短长长里，萧红是特立独行的小女子。她生于1911年，卒于1942年。原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幼年丧母，在父亲的专横严厉和继母的冷落中长大，性格叛逆而倔强。在哈尔滨读中学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和西方文学把萧红带到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1931 年，父亲逼着她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她决然出走，后来在哈尔滨遇到萧军，开始文学创作，写作了《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三部
长篇小说以及大量
短篇小说和散文。鲁迅评价萧红：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强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坚强豪放和脆弱敏感一起组成了萧红浩瀚而短促的一生。她一生大多的日子如严冬封锁了的北方大地，满地都是裂口，不断被伤害、不断遭受遗弃和误解。
从童年开始，寂寞就像烙印一样在她心里难以索解。在具体的生活形式上，她又总是处在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从家乡的呼兰河到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等，她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面对战乱、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她一直在迁徙，一直没有自己切身的、确凿的、真实可靠的家和生活。大部分的日子，她缺吃少穿，生活贫困。频繁的迁移使她的身体也受到侵蚀，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据资料记载说她时常头痛，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
她先后与三个男人一起生活，却一直没有稳定的女性归属。第一个男人是父亲给她包办的旧军官的儿子。她逃婚出走后很快就没有了生活费，这个男人在路上找到了她，他们在哈尔滨
同居生活。后来因为欠了旅店一大笔食宿费用，这个男人回家取钱，一去不返。而这时候萧红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旅店的老板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
萧红与《生死场》
清醒而又无路可走。这是萧红以及所有守着生存尊严的人们的悲哀。她唯一能做主的，也就是以平静的语调写出女人无力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是1932 年夏天，萧红在不久前挑战了父权的权威，怀着天真、幻梦和飞翔的激情寻找自己的独立的快乐，却在怀孕即将临产时被抛弃。同居的男人离开，债主要把她卖到妓院，这无疑是“娜拉”出走的失败结局。她想要飞翔的天空是如此暗晦，她不知道下面的大地上是不是有美丽富饶的大陆。
怀着复杂的心情，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里走投无路的萧红于是给当时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写信求救。
这时就像传说中前方突然闪现出亮光，接着旭日升腾。她发现脚下真的横亘着一块新的大陆。
这封信给她带来了亮光。
这就是萧军的出现。萧军这个时候以三郎为笔名发表诗歌和小说，受《国际协报》副刊委派前来探望萧红。怀孕临产、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的女子的遭遇和才情震撼了这个东北大汉。在一个暴风雨的黑夜，趁着洪水泛滥，萧军救出了被当作人质的萧红。
半个世纪后，萧军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还是那样刻骨铭心。他说：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应该说，遇到萧军，是萧红生命中的大幸。他救怀孕的她于水火，并在接下来的日子为他们的生计四处奔波为她遮风挡雨，教她开始创作，携她去上海，来到鲁迅身边。并从此走上文学的道路，开始两人一生的大转折。
然而这同时却又是一场凄美的爱情。直到后来看到结局了，看到生命无可挽回地流逝，萧红才感到，他们曾经深切地爱过和被爱过。爱情让她曾经风清月朗，让她相信过
神话，让她真切地哭和快乐地笑。据在萧红临终时守候过她的作家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说：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与萧军相爱的时光是萧红一生的奢华。奢华是雨后的彩虹，是最美，却要无可挽回地飘散。也如同春天的一树花，经历了长冬后开得惊心动魄，凋谢后的零落也是触目惊心。
“三郎，我们分手吧。”这是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年后萧红对萧军说的一句爱情结束语。
这个时候，她的爱情早已经是一种奢侈，或者一种沉重了。
由于性格的差异和文学理念的不同等等原因，他们在生活中的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殴打萧红。
萧红说：“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
萧军则告诉友人：“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后来的人们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时说：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是很难有萧红渴望的平常夫妻生活的。
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萧红于1936年去了日本。但那段“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的异国生活，萧红却有些不惯，无法忍受萧军不在身边。
不到一年萧红就回来了，她“神采飞扬，兴致甚高”，梦想再和萧军过平静安稳的生活。
但萧军这阶段政治活动非常活跃，行踪不定，对萧红日渐疏远，“根本没时间与萧红在一块，即使在家中的有限时间也有了问题”。萧红再次离家出走，在坐火车去北京的途中，萧红看到 “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
从童年开始，寂寞就像烙印一样在她心里难以索解
呼兰河畔的家，度过萧红寂寞的童年，是她唯一可以把握的，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我读到过一份资料，说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种空间距离，我以为却是性别的不平等和不公在夫妻间不经意的流露，这对内心敏感的萧红肯定是难以承受的。
或许只是惯性的某些事，在有些人是常态，在有些人或许就会因此而隔膜，这也是为什么人与人总是难以沟通或者难以维持沟通，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加珍视既有的理解和共识。很多人也许没有想过：其实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言行并约束自己的个性，才是夫妻感情日久却能弥新的重要通途。
当然，人的行为在大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正因为无意识，才反映出一个人的固有内心或者说思维惯性。
亦有人说：这一前一后的形态说明了萧军的男权：萧军为主，萧红为附；萧军决定，萧红跟从。萧军也爱萧红，但这爱里有降格相从、居高临下。葛浩文先生指出，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这虽是愤激之言，却也说明了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些状态。这种状态使萧红失去稳定生活的可能性，却也不是萧红或者萧军能够完全改变的。战乱和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善的物质生活的贫困，没有提供给他们平和地理解和修正彼此的条件。
所以，在萧军看来，萧红的迷茫和哀愁是不可思议的。萧军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床，可以不必挤在一起睡了；熄了灯，分别躺下后，萧军听到萧红在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
跟萧军在一起后，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萧红立刻就会觉得家变得可怕起来：“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
萧红在
散文中如此述说自己的感受。而等萧军回到家中，再清苦再贫寒，家也是萧红的天堂。对此，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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