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女人的人生解读-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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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因。还有说林徽因看到这篇小说时，正好从山西考察回来，于是带了一坛老陈醋送给冰心。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众多关于林徽因的记载中少有的对她的不利或者叫挑剔。然而后来冰心对此事专门进行了解释和否认。
而这间客厅的著名，则是因为它在这个沙龙聚会中所盛载的内涵。它作为一种象征，表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先锋与大众之间，这种沙龙形式，也把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变迁的理想变得通俗而有效。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回忆中，来过这个客厅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林家的“客厅” 特别赞赏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林家沙龙的主要参与者说起。
聚会的主体是男性，是当时各领域的佼佼者。比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以及名满天下的胡适、沈从文、徐志摩、朱光潜、朱自清、梁宗岱、冯至、郑振铎、周作人、卞之琳、何其芳、萧乾等。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听到仍然如雷贯耳。而他们的学识、见解以及他们的精神贵族状态，我们今天的文化精英们，也没有多少能望其项背。
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意识，后来满怀抱负和理想出国
留学，在西方文化的滋润中固化了自己的价值观。
在时代的变革中，他们参与其中，充当作用不一的角色。但他们更多地是选择用自己的学识和理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追求自由，挑战自我，特立独行，却不激进也不标榜另类。他们懂得享受生活，却不铺张奢靡。他们事业有成，却不追名逐利。他们试图在生活品质和灵魂自由中寻求到最为超然飘逸的态度，注重精神生活和关注精神状态，但却内敛而有分寸。
简言之，无论是面对时代的变迁还是透视生活的光怪陆离，他们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他们衣食无忧时，同时也梦想灵魂富裕。他们是一个精致而有格调的群体。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先行者，是文化消费和社会潮流的引领者。
在林家的客厅里，他们聚在一起，并流连忘返。因为这里的一切同时满足了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审美，是一场记忆的盛宴。所聚会的对象多是鸿儒雅士，共同的经历和情趣使他们彼此相认。雅舍中，女主人阳春白雪，美丽优雅和聪慧才情如披香。这肯定是让他们十分愉悦的事情。而以沙龙的形式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前沿上，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海阔天空地畅谈社会发展的未来。这又让他们的思想得以冲破自己的禁锢，在宣泄的快感和认同的满足中，他们不再感到精神的寂寞，并且还可以引发和完善自己的思考。
后来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
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关于这个群体在林家“太太客厅”聚会的情形有很多文字记述。几乎是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兴高采烈而有所期待。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孩子和佣人跑来跑去的，还有各门亲戚和大学生们穿进穿出。他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聚会的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
当时的外籍学人费慰梅（即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让人琢磨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这样一间出入均为鸿儒雅士的客厅里，在那些见识非凡并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男人群体中，林徽因永远是“太太客厅”里的“女主角”。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的谈话。据费慰梅回忆：“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著名作家萧乾也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回忆说：“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如此众多的成熟优秀而有素养的男人集体默契，让一个女子站在男性群体的塔尖，并甘愿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的眼波灵转，文思如瀑，欣赏她的妩媚婉约与思想才情交相辉映。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女子确实优秀，是他们的伙伴和哥们，是他们的精神对话搭档。二是他们愿意纵容这位女子。
关于第一点，因为显而易见，不难理解。林徽因在建筑和文学领域都能达到别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水准，这说明她既有科学家的逻辑和钻研，又有文学艺术家的敏感和审美。换言之，理性和感性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完美。这使得她不断具有挚爱和激情，而且有着执著和坚韧。无论是建筑理想还是文学理想，无论是在“太太的客厅”里，还是在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态度。对此，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梁从诫对母亲是理解的。但林徽因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专业水准，则与她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她是一个非常坚韧和刚强的女子。林徽因身体不好，患有肺病。肺病在那个年代很难治疗。她因此经常抱病卧床，但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生命力。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中，她贫病交加，却抱病阅读二十四史，为写作《中国建筑史》做资料准备。后来她写了该书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并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在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五年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写作《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
正是这种坚强所孕育出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她永远像奔涌的活力之泉，面向社会和生活作出欢欣的奔赴。
由于她同时还是一个诗人和作家，她具有极其丰富准确的表达力和活跃的思维。
她反应敏捷，妙语连珠，语言中的锋芒和闪烁的智慧、学识引发着共鸣，感染和影响着他人。如此，她作为“太太
客厅”永远的女主角是不难理解的。她那永不熄灭的激情，是一种足以使任何阻碍得以破碎的力量，是一种灵魂的飞扬。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复杂一些。为什么这么多顶级的男人集体默契，做她忠实的倾听者，愿意纵容这位“女主角”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相关了。
不怕有极端，只怕是虚无。这是中国
文化人的精神脆弱。从某种普遍性来说，中国文化讲究以自省、自励、自悟为主的修身养性，中国的男人尤其文化人大多认同入道高僧面壁思过式的个体沉湎来修身。表现形式就是很善于把内心的风云激荡外化为表面的不动声色。内向、沉默、含蓄、内敛。所谓一字千金，沉默是金。所以，在这个阶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一向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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