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300年-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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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哥老会：咸丰年间啯噜演变而成
哥老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仅仅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动员帮会分子参加反清革命而进行的政治性宣传，帮会中人则是为了抬高帮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而把郑成功尊为哥老会的创始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清军进驻台湾时，郑克塽并非自杀而是投降了清朝，所谓郑克塽把天地会秘籍《金台山实录》投入海底，被渔民从海底捞出云云，纯属虚构。至于说康熙九年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明远堂”；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从厦门回到四川在永宁开“荩忠山”等，俱系子虚乌有。史料表明，哥老会“开山立堂”的做法乃是同治年间才有的。帮会中流传的说法，并非事实。哥老会实际上是由四川的武装抢劫集团“啯噜”（音gulu）演化而来。同治时人李榕说：“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四五为上四排，六七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仗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票，又谓之起班子。”李榕所描述的正是哥老会的情况。
（1）四川的啯噜
啯噜最早是雍正末、乾隆初进入四川的外省移民和四川本省游民所结成的武装抢劫集团。乾隆初年啯噜已经见于史料记载：“川省恶棍名为啯噜子，结党成群，暗藏刀斧，白昼抢夺，夜间窃劫。”四川巡抚纪山说：“四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四川的‘啯噜子’，少则三五成群，多者数十余众，皆年力精壮的亡命无赖。凡抢夺奸淫、赌博酗酒等事，无一不有。”乾隆九年，御史柴潮生讲得更加详细：“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的桀黠悍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这些啯噜各联声势，相互应援。先前不过强买强卖，凌压平民，近年横暴愈甚，有白昼攫物者，有杀伤平民者，有将人抢去奸污者，有因而致死者。”
啯噜是采取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所结成，以割去发辫作为相互识别的记号。啯噜在结拜时，要求众人把发辫割下，烧成灰后和入酒内共饮，以表示互相帮助和同官府对抗到底的决心，因为发辫在清朝是表明顺逆的标志。但是，其首领“棚头”因为要出头露面，所以不割发辫。拜把之后，不许擅自离开队伍。如果遇到追捕紧急，需要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则大家一同将其追杀，所以啯噜的组织极为坚固。清人邱仰文在《论蜀啯噜状》中谈到啯噜的活动：啯噜种类最多，大约最初是从事赌博，赌博输钱就进行偷窃或抢劫，也经常进行酗酒、打降（类似收保护费）、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而杀人放火。为了私利，往往同伙之间互相杀戮，这些皆谓为“红线”，也自称“红线弟兄”。以上各类皆不为盗。那些专门进行掏摸掐包翦绺者，称为“黑线”。至于啯噜产生的根源，邱仰文指出：啯噜有十分之一二来自贵州、广东，而以湖北为多。这些人在原籍皆属良民。清初，四川地广人稀，移民来此即可占耕土地，俗名“插业”。后来移民越聚越多，百余年来，居民日益稠密，荒地全被开垦，而移民却流来如故，因而无荒地可以开垦，无职业可以栖身，于是同乡同类，相聚为匪，成为啯噜。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0）
啯噜中有一部分活跃在川、楚、陕老林地区，从事强买强卖或抢劫活动，另一部分则在川江上充当水手、纤夫，哥老会便是由川江上失业的水手、纤夫演化而来的。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四川的重庆、夔州二府的啯噜子，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名“掌年儿”，带有兵器，沿途抢夺拒捕。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取得在我国的内河航行权，外轮大举进入长江，排挤了原来行驶在长江上的木帆船，从而导致更多的木帆船水手、纤夫失业，被迫加入到啯噜的行列中来。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仅从重庆到宜昌的航段上，就有船夫、水手和纤夫20万人。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从两湖等省向四川运输货物，系上水逆行，需要雇佣若干劳力临时拉纤，一般纤夫的数量约是船员的四五倍。当船只到达目的地之后，纤夫就各自散离。这些随船上行的大批纤夫多滞留于川东的重庆等地。据清人严如熤估算，在道光年间，到重庆的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前来水手、纤夫多达七八百人；离开重庆的下水船，每日亦以十船为率，离去水手、纤夫三四百人。一来一去，每日剩下三四百人，也就是说每天将有三四百人成为无业者。十天就有三四千人，一月超过万人。这些船夫、水手和纤夫们，漂泊在长江之上，随时都有翻船或触礁的危险，而且劳动十分艰辛，迫切需要互相帮助，因此，在劳动中产生了互助的需求。
纤夫们被遣散后，衣食无着，便只好去当啯噜。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写道：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船，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到达后则纤夫无用，俱被遣散，他们既无家可归，又无资回籍。这些纤夫、水手，只好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所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多半为游民。这说出了川江上纤夫、水手演化为啯噜的原因。熟悉川楚老林情况的严如熤也说：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于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板主（即船主——引者）另雇而行。荆宜所来的“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等待下水重载之雇募。而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则三四十人。到重庆后被遣散者每月多达三四千人，一个月便有万余人滞留在重庆一带。这些人刚刚来到时，尚存有得到的工资；渐次用完，只好变卖所穿的衣服履物；久之，即成“精膊溜”了。其中弱者为乞丐，强者则入啯噜伙党。
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年间便有许多移民中的水手因无法谋生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53人结盟拜会，成为啯噜，在梁山县一带抢劫。重庆人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加入啯噜，同伙20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为生，后来又与啯噜周老幺一同讨饭、抢劫。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苦靠乞食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到四川巴县，加入啯噜刘胡子一伙，在该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来，又在巫山县一带沿江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寻觅工作。乾隆四十六年，在秀山县加入啯噜黄老幺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湖北监利县人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纠邀加入啯噜，随同抢劫。当时的督抚大员们，也多次奏报川江水手们加入啯噜的事。湖广总督舒常奏称：啯噜始而结伙行抢，继而闻拿四散，近来屡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行丐。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四川总督文绶奏称：“川省啯噜到处游荡，乘间抢窃，其踪迹本无一定，此处查拿则逃往彼处，非止重庆、夔州为然。每伙少或数人，多或十余人，向俱以年长之人为首，故称为之‘长年儿’，其饭食、分赃等事，皆长年者经营，即俗所称‘老大’之谓。有的以强梁为首者，亦以长年称之，或称为棚头。其中白日偷窃为红线，黑夜偷窃为黑线。”上述记载表明，早在乾隆后期，四川的重庆、夔州一带沿江两岸，已经有许多纤夫、水手因贫困而成为啯噜，从事抢劫等活动。
第一章 三大帮会溯源（11）
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奏称：近来啯噜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多不禀报。
移民中的抢劫集团在成为啯噜后发生了诸多变化。
首先，在组织方面较以前更严密。啯噜的头目必才技过人，由众人推举。其头目的名称也由“棚头”、“舆夫”改为“帽顶”等。总头目曰“大帽顶”，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其次为“大五”、“小五”，又次为“大老幺”、“小老幺”，以下为“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入伙的青少年，不仅白天为首领背负行李，晚上还要遭受首领鸡奸。
其次，其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抢劫，而开始进行劫富济贫，已具有帮会的特点。曾经充任过啯噜首领，后来担任了清军提督的罗思举回忆说：乾隆四十九年外出访友，途遇同伙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其等偷窃商贾银40两。便对他们说：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义气，打富济贫，不许窃人财物，致伤义气。陈际盛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后来又来至南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