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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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
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他看到俄共（布）
党内和最高领导层内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已成为党内团
结的重要危害，并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对此他深感忧虑，他不顾自己日益加
重的疾病，宣布要与党内出现的大国沙文主义决一死战。列宁的民族政策得到布尔
什维克全体党员和各族人民的广泛拥护，直接促成了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的建立。
但由于列宁过早离去，他的许多主张和设想都没有得到实现，他的后继者们并
没有严格遵守他生前的嘱托，而是逐渐背离列宁生前所确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路线，
放弃对民族团结和苏维埃联盟危害极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作斗争，致使俄罗斯民族
主义得以在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畅行无阻，在客观上强烈地刺激了地方民族主
义，最终酿成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使列宁60余年前的忧虑不幸成为事实。
苏联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主要错误包括：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制约作用，苏联
社会主义联邦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落人有名无实和严重变形的尴尬境地，宪法中
规定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自由分离权”被束之高阁。苏联政府把俄罗斯民族
和俄罗斯联邦置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地位，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极其过分地
夸大俄罗斯民族的作用，大力宣扬俄罗斯是“伟大的民族”、“领导民族”。
苏联政府盲目乐观于苏联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迷醉于所谓的“新的
历史性人民共同体——苏维埃民族”的形成。回避民族问题的艰巨性，回避民族主
义的复杂性，致使民族问题日益扩大。
苏联领导人受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处理与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
关系，错误地把各民族间（主要是俄罗斯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视为对抗性的
矛盾，将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大反地方民族主义，甚至对
整个民族进行刑事和政治上的处罚。
苏联政府坚持推行超越民族发展阶段的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
俗习惯，以行政手段加速民族同化和融合，包括在非俄罗斯民族中强制推广俄语，
鼓励异族间（主要是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间）通婚，实行变相的语言和种族同
化政策。
地方民族主义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作为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被动反
弹，也从另一方面侵蚀了苏维埃联盟的基础。它主要表现在：顽固坚持民族分离主
义，抗拒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如波罗的海三国从加入苏联之日起，该地区便表现
了极强的分离主义民族情绪，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在波罗的海地区又出现了代表
民族主义思想的“合流论”，这一思想在三国中得到极为广泛的响应。20世纪叨年
代，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向苏联发难并宣布独立。
强调本民族历史发展特点，固守民族孤立主义立场。特别是随着民族地区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当地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本位意识也随之增强，遇到适宜的
条件就上升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
在非俄罗斯民族的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民族主义的情绪，尤以青年群体和知
识分子群体表现最为强烈。如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苏联国内外出现有组织
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其中有许多组织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些组织受西方
政府和民间的资助，他们利用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在各民族中鼓动民族分离主义
情绪。
在加盟共和国中搞大民族主义，加盟共和国中主体民族在对待其他小民族和外
来移民时采取民族歧视的态度，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戈尔巴乔夫以改革家和政治新星的姿态跃上苏联政坛。面
对苏联70余年的沉疴痼疾，他倡导新思维和改革。然而“公开性”、“民主化”的
口号引发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历史空白点”的暴露激发了消极的民族主义情绪。
1988年2 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土地归属问题所发生
激烈的流血冲突，打破了各民族和各加盟共和国间的和谐，往日的兄弟情谊为民族
仇恨所代替，友好邻邦成为敌对国家，毫无理智的民族主义情绪控制了一切。随后
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分离运动又为地方民族主义注人了新的内容——民族分离
主义。“8 ·19”事件推动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随着各加盟共和国发起的“主权
战”、“法律战”、“语言战”和乌克兰最终宣布独立，联盟的解体已成为不可避
免。
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新现实——走向21世纪》里也曾
预言：“在未来的25年间，苏俄帝国也将重蹈覆灭的命运……发生这种转变的条件
都已成熟。惟一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它是否会导致苏俄帝国的解体，
还是重新改组。无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于1985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成功与否，
这一过程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无论苏联的经济崩溃有多么严重，这只是戈尔
巴乔夫先生面临的重要问题。核心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压力下，帝国
所面临的分崩离析的威胁。”彼得·德鲁克的预言很难再引起埃莲娜·唐科斯当年
所享有的“轰动效应”，因为，在当时苏联解体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他的预言不过
是对即将成为事实的现象做了理论上的论证罢了。
第五章 徘徊与跃进：俄罗斯文化传统之谜
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
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的方面，有时接近这
一边，有时接近另一边。——苏俄政治家托洛茨基。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都是一份无法拒绝的历史遗产，而且这份遗
产注定要在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中发挥其影响力。俄国是一个拥有300
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
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俄国文化传统持续性发挥着它的滞后作用，间接
或直接地影响着俄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并且使承袭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和文
化传统的俄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俄国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西方文化的浸润。
来自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先进思想，同样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对
俄国现代化道路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影响。
一、在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废墟上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是推动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发展最活
跃的动因。同时历史也将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运动做出如实的记载，因此旧的、
长期运行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遗存便构成民族文化传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谈到文化传统内部结构的划分时，我们把其划分为政治文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等
部分。那么政治文化传统的构成又包括那些内容呢？它至少应该包括政治制度、社
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政治心理三部分内容。政治制度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常采用的政
权统治形式；社会意识形态即受该政治制度制约的，与其统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
法律。哲学、宗教等思想；民族政治心理即在该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长期侵蚀影响
下，在人们思想中积淀而成、因袭相传的政治倾向。
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久远的文化渊源。俄罗斯民
族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起源于欧洲腹地的内陆森林地带，尽管俄罗斯先民们终于
走出了与世隔绝的大森林，但是长期形成的封闭意识却留在思想里。因此在古代俄
罗斯人那里，村社即世界。9 世纪瓦拉吉亚人的入侵把宗法制又强加于俄罗斯，再
加上蒙古的八思哈制在俄国的强制推行，使村社制、宗法制、八思哈制三位一体汇
流成俄罗斯文化的原始基质，即村社一宗法文化。该文化基质反映在民族的价值观
念上表现为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反映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为盲目崇拜强权，
极端鄙视民主。
如果说具有东方特色的村社一宗法文化基质是俄罗斯文化的母体的话，那么拜
占庭文化就这个母体在其孕育时期被强行注人的重要的外来基因。988 年，基辅罗
斯大公弗拉基米尔通过与拜占庭皇室的联姻，接受了基督教的希腊正教，强迫全体
国民众皈依耶稣，于是为自己的统治找到了一个现成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接受了拜
占庭的政治制度。因此，俄罗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合体，而封闭的村社——宗
法文化基质和拜占庭的集权专制制度为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
形成奠定基础。
俄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也曾经历过封建等级代表君主制时期，即由“领
主杜马”和大公共掌大权。但是在该时期俄国君主（大公）的权力就显示出较大的
独立性，莫斯科大公在法律典籍上是“统治全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他的权力
“超出世界所有的君主，也支配一切人的生命和财产，而丝毫不受阻碍。”伴随着
俄罗斯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和统一国家的最后形成，莫斯科大公也从“同等人中的
第一位”变成了俄罗斯惟一的君主，领主杜马和世袭贵族的势力却在日趋下降。在
伊凡四世统治时期（1547—15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