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传-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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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 月，写《押沙龙，押沙龙！》的努力遭挫，便决定把那个失败的航空故事扩写成长篇。
他给这部小说题名为《标塔》，以1934 年2 月新奥尔良的舒申机场启用时的几件事为依据。写完后，他问哈尔·史密斯，会不会有人看出小说和舒申启用之间的关系，“抓住把柄提出起诉”，书中的新瓦洛阿即新奥尔良，“略加伪装”；芬门机场像舒申，同样按一位政治家命名；书中一个人物和在新奥尔良飞行、并“一度保持陆上速度最高记录”的吉米·韦德尔有共同之处。然而，他一方面排出一系列相似之点，一方面坚持声称《标塔》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纯属虚构”。小说题材的起源显然比舒申机场的启用更早更深。一年前，他实现了当飞行员的梦想；10
多年前，他己开始写飞行员的故事。其中两则《荣誉》和《死亡制动器》专门讲江湖卖艺人的故事：《荣誉》讲飞行员、他的妻子和走机翼艺人的三角关系。《标塔》中有几个人物的行为具有最后一个巴亚尔·萨托里斯身上的蛮勇，其中有一个和巴亚尔一样，在驾驶一架明知其不安全仍开上天的飞机时死去。在《坟墓里的旗帜》《荣誉》和《死亡制动器》中，可以看到《标塔》的关键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
《标塔》的结构最接近《押沙龙，押沙龙！》，情节集中在几个江湖卖艺人和一个孩子身上：飞行员罗杰·舒曼、他的情人妻子拉威恩、跳伞员霍姆斯（也是拉威恩的情人）、机械师吉格斯、拉威恩的儿子贾克（也许是罗杰所生，更可能是霍姆斯所生）。他们讴歌飞行和漂泊的魅力。四个大人都放弃平凡的世俗生活，当无家可归的冒险家。贾克出生在加州的一间飞机库里，从小跟着大人过飘泊的生活。
飞机对于他，和那几个大人一样，几乎是完美的象征，表示憎恶一切尘世的联系，追求危险。在空间意义上，这些人到处为家，同哪一个地方都没有亲密关系，即使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步态、举止都表现出“无家可归的”神情。在时间意义上，他们只生活在眼前，没有过去，也不对未来负责。唯一的过去是父母，如罗杰的父亲舒曼医生，还有便是俄亥俄、伊阿华、堪萨斯州的小城镇。在那些人的生活中，他们只看到古老的节奏和古老的理想残余：罗杰的父亲一直希望儿子克绍箕裘，但是罗杰、拉威恩和霍姆斯认为他们抛弃的这种生活只会阻碍真正的冒险和真正的性爱，而冒险和性爱正是他们的不正规的生活所讴歌的两大内容。高速度和冒险不仅是他们的止痛剂，也是兴奋剂。有一场特别精彩：拉威恩眼看要作第一次跳伞，却爬回驾驶舱要求舒曼和她作爱。他又惊奇又害怕，但亢奋地从命。事毕，拉威恩跳伞，把她和她爱人珍视的两大刺激结合起来。
福克纳笔下的卖艺人不用言语而用行动表达自己。因此，结局必是英勇、甚至悲惨的。他们的事迹，我们大部分是听另一个人物（记者）叙述的，在这一点上，《标塔》是《押沙龙，押沙龙！》的先声。记者和他报道的人物一样漂泊，他没有出生地、甚至没有名字。但他用言语而不用行动表达自己。他长得像埃尔默·霍奇，又高又笨拙；气质则像埃尔默·霍奇和霍拉斯·本博二人，是个浪漫的唐·吉诃德式的空想家，是半个艺术家。在好几方面不同于那几个卖艺人，但他不仅同样漂泊，也同样迷恋性爱和危险。他觉得拉威恩长得像男孩子，但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他觉得舒曼和霍姆斯很勇敢。他和他们交朋友，跟在他们身后，希望了解是什么需要使他们的生活如此活力充沛，藉以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他希望在他们身上体验刺激，以满足自己感觉到但做不到的需要。他写完舒曼的冒险生涯后上床，想象拉威恩的胴体，做荒唐的梦。但他至多想象自己爬进舒曼的机舱，至多摸摸拉威恩睡的床单。
最后，他追求的经验得不到深化，到此为止，不求进一步了解。他虽然介绍了许多情况，但了解得并不多。他有他们那样的冲动，但是和他跟踪的那些人一样难懂，他自己的生活逻辑也和这些冲动一样难懂。
卖艺人逃避世俗、追求英雄主义和性刺激，但出发点和采取的行动不太高尚—
—仅仅为了挣到“足够的钱过日子，跑下一个码头”——尽管品性特点与众不同，形象大为缩小，他们冒的风险和追求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太微不足道了。关于他们的勇敢，记者的报道含糊而不加评论，这也许是因为他周围的世界太腐败懦弱，也太需要英雄了。社会贤达芬曼上校集猥琐卑鄙于一身，打骨子里不诚实，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代表一个一切价值观消亡的世界。卖艺人则相反，虽然可说一无所有，却保留了过去的勇敢和荣誉等信念。他们的光荣在于：要爱便切切实实地爱。
他们的干劲和勇气使他们凌驾于下面的死气沉沉的荒漠般的城市之上。通过他们，作者点出真正判断忧劣的英雄主义标准。《标塔》结束前，他给每一个角色表现高尚行为的特殊机会，而且让每一个角色都经得起考验，从而表示对他们的喜爱，让他们证明自己值得记者信任。拉威恩对记者保证，她所说的全是真的，记者对他说：“没关系，即使说谎，我也相信。”他们的信念超脱生活的环境，引起人们的赞羡，也引起恐惧，因为它们诱导人疯狂地追求危险。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一样空虚，因而他们的生命注定要失败，注定“转瞬即逝，像不长胃的蛾子，今天生下，明天死去。”《标塔》和《圣殿》一样，苍凉而悲壮。书中所写的世界猥琐罪恶到了极点，读后令人愤世嫉俗，甚至感到绝望。《标塔》和《圣殿》一样，仓促写成，因此质量不均。但有一点和《圣殿》不同，其弱点主要是因为未能实现小说的结构。
把四肢发达、头脑滞钝的人物同四肢滞钝、头脑发达的记者放在一起，应该大有文章可做。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类似的结构产生惊人的效果。《标塔》中的效果令人失望，主要因为记者大胆小、太容易满足、太没有个性。他忠于观察并报道人们的生活，但太忠实，束手束脚无法独立，乃至于说他自己的工作无关重要，一个十足的报道者，不需要有自己的名字。结果，《标塔》中描写飞行员的篇章最为有力，接近《荣誉》《死亡制动器》和《坟墓里的旗帜》，描写记者的段落最差劲，这个人胆小无能，因此一事无成。他的缺点不是不忠实或者不可靠；狭义地说，他是一个好观察员，好记者，但是他不会创造自己的天地，因此不太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标塔》写完以前，福克纳便希望好莱坞能买下。他卖给电影厂的故事多些，就可以少花些时间写剧本。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渴望回去写《押沙龙，押沙龙！
》，可是一直缺钱用。这已是常事。除了他和埃斯特尔两人的需要和挥霍外，他还要在山楸别业周围买地。拥有贝利家那片树林的愿望近年来日益强烈，因为常有外人闯入他的家园。心烦意乱，只好设想一个个“东山再起”的办法。最好能不去好莱坞，因而写短篇故事投寄《晚邮报》。可是这一计不行，即使有了故事，《晚邮报》也不可捉摸：即使发表，稿费也不敷所需。尽管希望自己能“摆脱资产阶级的低级的物质阻力和刺激”，却总是摆脱不了。钱挣得越多，越不够用。最近几年的收入激增，但仍是欠下“肉帐、食品帐和保险费”。背债不仅使人心烦，还有失身份，特别是想到不得不重去好莱坞，走那条他最害怕的路。这不难理解：他这么一位作家竟然必须做有损其写作天才的事，才能挣到足够的钱！他说，“搞电影的问题还不止是浪费我的时间，问题是回来以后的恢复、重新投入自己的写作，太费时间。我已经37 岁了，不像从前那么容易适应、容易集中了。”他走投无路，开始喝酒，一连几天什么都不做。他说喝就喝，说不喝就不喝，突然收心写他要写的东西。他重新拿起托玛斯·塞特潘的故事，发现“原来的一段段粘不到一起”，决心推倒重来，1935 年3 月30 日正式开始重写。以前，他认为这部小说“还不太成熟”，他“知道得不够”，“对它的感情不够热不够纯”，现在倒是很有把握。以前设计的基本结构保持不变，仍是将19 世纪发生的事放在20 世纪发现并讲述。
托玛斯·塞特潘是小说情节的主人公，昆丁·康普生是讲故事的人，或者说是把故事串连起来的中心人物。福克纳很快就勾出两条主线通到昆丁：一条从塞特潘到罗莎·科尔菲尔德小姐到昆丁；一条从塞特潘到康普生将军到昆丁。暮春初夏期间，他继续打猎，开始钓鱼，但也紧张地写作。4 月末，他、弗能。 翁利和迪安主办牛律的航空表演，写作进行顺利。随着新的声音、新的说书人的出现，小说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咄咄逼人。他又一次把一则故事讲上几遍，又一次发现讲故事大有文章，不亚于故事本身。
8 月中写完4 章后搁下，对付日深一日的经济危机。他欠牛津和孟菲斯的商人们帐，保险和赋税逾期不付，又没处弄到现金，需要好几千元救急，不然便要破产，失去“房产、保险和一切”。他的飞机早已以低价卖给了迪安，只剩下房产和手稿，前景黯淡。他打听有没有可能卖手稿，写信给马丁·戈尔德曼：“全是端端正正的手写体。除了短篇以外，还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和《标塔》。会有人要买吗？”他不知道手稿能卖多少钱，不知道即使有人愿买，自己是否真舍得卖，便动身前去纽约；说不定能碰上一个编辑愿意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