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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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在我生活、工作、吃饭、睡觉的当下，所有的政治都是虚幻，在生活中，我只需要跟我身边的人相处好与融洽，而这个前提是，我们至少要知道因为生活经验值的不同，我们彼此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与感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老外彼此见面会在大庭广众下拥抱甚或亲吻，我们不以为怪，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老外的“生活习惯”，那么两岸的人们因为语言、外型的相同，是否我们就会不小心地忽略了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对彼此不经意的“霸道”？
如果说，这么多年的游历与观察要有那么一点点意义，我想，如果因着本书能让两岸的人们有意识的“知道”彼此有所不同，那已经让我欣喜若狂了，至于了解、甚至感同身受，就留给老天爷因着缘分而各自有所体悟了。
在这漫长的大陆旅途中，跌跌撞撞多年，我虽是独自行走，但仍是“得道多助”，感谢许许多多的两岸朋友们。北京市台办孙宇女士，真诚热情的姊妹情谊；郭成炎先生的多年相伴与情感的支持；刘丹小姐的跨两岸、跨年龄的友谊，还有许许多多族繁不及备载的网友支持。
我由衷感激邹明先生在凤凰网共事期间，无私地给予我舞台，并因着他的“伯乐”精神我有了重生的机会，虽然我并非千里马。也因为他不懈的毅力与坚持，本书才得以完成。我真挚地感谢这位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领导、朋友与哥哥，是他给予我在2008年起，一个不同的人生。
最后我要感谢贾默如女士，我的姥姥，没有姥姥的北平故事、北平话，乃至许许多多的北平生活习惯，我不会如此好奇渴望地想要到这片神州大陆一探究竟。我因为姥姥而骄傲地想象着我是前世格格重回北平胡同，因而有了胡同台妹这个笔名的想法。
我感谢宫维钦先生与任丽文女士，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年来我独自在大陆闯荡，他们心里有着无限的担忧与想念，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按此标准我极为不孝，身为女儿的我似乎少在他们跟前尽孝，替他们分忧解劳，反倒增加他们不少烦心。但因着他们对我的身教言教，让我有这份勇气与涵养，得以在面对无情风雨时，仍能坚持地走下去。我无力给予我的爸妈奢华的享受，谨以此书献给他们，我只想告诉他们，或许我能够感受他们的情感与哀伤，然若孝道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想或许“贴心”亦能表达我对他们深刻的爱。
我也想告诉许多许多朋友们，一个人能够笃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有家乡、家乡在哪里，这种义无反顾、义正辞严其实是一种在我眼里非常珍贵的幸福。而我最大的收获是，因着种种自己亲历的痛苦与快乐，我知道，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心存谦卑，才能使得自己的心胸平和与宽容。
而我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
宫铃
2010年8月30日
Chapter1 来自台湾的前世格格
引言
2007年，一位在北京已经七年的台湾大哥如此跟我说：外省人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我，们是第三种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有种发自内心的凄凉，却又无法不认同。在台湾，外省人是「不得已」的移民；在大陆，外省人被台湾人这个概念所概括。然而外省族群的家乡怀想由于两岸的分隔只存在于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交流之后，这个族群游荡在两岸之间找寻那个早已消失的过往，前半段在大陆、后半段在台湾，就这样飘移着无法落地。
// 在南池子遥想姥姥足迹的胡同台妹
1 从小到大的“北京梦”
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大概首选就是上海，其次就是广州那一带，北方城市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不一样，从小就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在台湾，我这样的人被称为“外省人”，概念上跟“北漂”有些类似。我的爸爸是安徽人，妈妈是北平人。1949年我父亲14岁，据他自己说，上学途中跟一位同学看到坦克很威风，就这样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从上海辗转去了台湾。
这段过程写在纸上只有短短几句话。我父亲淡淡地说，在上海的夜晚，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象，我14岁时连自己一个人去饭馆吃饭都很害羞，而父亲在他14岁时，便跟一大堆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时刻还有枪炮威胁，那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也未敢追问，生怕触动父亲心底那根伤心的弦。只是后来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常听到父亲说，真遗憾当年没带爷爷奶奶的照片出来，我大概能体会那种心情——这么多年很多感觉只能靠着脑海中模糊的记忆，连个可依凭的照片都没有。而这样的故事，在我父亲的同袍、军校同学那些叔叔伯伯的聚会中，虽然不曾公开听到他们说起，不过那种异乡游子的思念，总是很浓很浓的。
我的母亲在1949年时仅8岁，因为姥爷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所以也是必须离开的。根据我的了解，姥爷是先离开的，姥姥带着三女一男四个小孩在解放后的北京生活了8个月后也离开了。姥姥一行人先辗转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了好久的船到了台湾。我听姥姥说过，她一上船就严重晕船并一直呕吐，无力照顾孩子，就由我妈这个8岁的大姊照顾弟妹，最小的四姨那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个小孩，我妈就把我交给姥姥照顾。从小我的周遭几乎全部都是外省人，因此我的台语很糟，记忆所及，我大概到了高中才有了本省籍的朋友。我这样的人更精细的区分法就是外省人第二代。
我的姥姥是通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家里曾经帮姥姥在私塾请过教书先生，然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社会风气依然很不开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浓厚。因此，姥姥的私塾教育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不仅没有通过教育改变传统女性的命运，其后更是被裹了小脚。不认识字跟裹小脚这两件事，姥姥常常抱怨，但我记得她常常戴着老花镜看报纸认字，电视上的字幕她也会跟着读，遇到不会的字还会问我，我的姥姥就是这样一个好强又努力的老太太。
姥姥是地道的老北京，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讲起老北京的人与物、是与非，于是我幼年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北京烙印。在姥姥的心目中，只有“北平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胡同里的街坊邻居见了面，会温文有礼地打招呼，礼节繁复，显出皇城的雍容气度。
我有个很深刻的印象，记得有回去看姥姥，她很生气地跟我抱怨说无意间听到邻居谈论她，说她是一个礼节规矩很多的老太太，虽然这在我听来实在没什么，不过由此也可窥见，这样的一个北京人在台湾社会的环境中是如何的特殊。
从小我就是个爱听故事的人，最喜欢在幼儿园下课的午后，缠着姥姥跟我说北京的故事。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北京是一个可能比台北还熟悉的概念，胡同、叫卖、穿街走巷的小贩子，还有相声、京剧以及天桥的艺人，是如此鲜活地在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似的活跃着。我始终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要去北京看看这样的表演、过这样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一切就成为我这个在台湾生台湾长的小孩的童年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那些传统艺术与生活，我姥姥讲各种神怪故事的本领也很厉害。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狐仙。她跟我说，在北京的大户人家都会有一个小屋子专门存放过冬御寒的取暖煤，姥姥家当然也有这么一间。小房子里堆满了煤，日常取用时通常都是从前面拿，所以房子的后头就成了人烟罕至之地。“狐仙就住在那间房后头”，姥姥用坚定的语气向我讲述，说她本家的一个叔叔就曾经被狐仙迷惑，迷到厉害的时候，那个叔叔还能两手两脚在地上快速行走，“那个速度不像是我们人用手脚在地上走的状态，就跟狐狸一个样，甚至还偷家里养的母羊刚生出的小羔羊来吃”，其后的发展当然少不了道士、符咒等必要的《聊斋》元素。
除了狐仙，黄鼠狼也是姥姥经常提及的。她说，北京城以前就有很多黄鼠狼，黄鼠狼比狐仙还厉害，绝对不能招惹，如果把黄鼠狼给惹生气了，那黄大仙可是会把人闹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在故宫里工作的朋友，初次见面时，我就问她故宫里有没有黄鼠狼，她笑着说好多人认识她时都问这个问题，所以她说在故宫里，黄鼠狼在感觉上还真是如影随形呢！
而我自己在北京时，有回深夜打车，因为出租车走错路，在一个小区里掉头时，车灯照到的尽头，我看见了一个比猫还大的动物，在车灯的照映下，那动物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而且盯着我们看，完全不怕人。我看了觉得很神奇，便问师傅那是什么，师傅淡淡地说，那是黄鼠狼。我当时那个兴奋呀，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回台北给我妈说，我看见黄鼠狼啦！
当然，在这些以外，对于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吃了。从小我是吃姥姥做的饭菜长大的，那肯定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北京美食啰！饺子、打卤面、炸酱面这些就不用说了，姥姥还能做蒸饺、各类的饼。在台湾，北京人并不多，要吃到北京菜并不容易，但我却是天天接触，特别强调这个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了解一件事——台湾地处福建省外海，在气候上、生活习惯上，跟地处华北的北京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