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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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类有选择恶的自由意志，那么凭着这自由意志就可去掉“原罪”。
在人生哲学及历史哲学方面，基督教的原罪说是一种极深刻极鼓舞人心的理论，它借助“伊甸园”的神话解答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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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个十分困恼的理论难题，即在社会历史与人生中的自由与必然的二难适从。而且，此种解答是乐观主义哲学的，给人是精神上的鼓舞和实践中的精进向上。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本节的开头部分，我们才说王船山之后，中国哲学界最有思想成就的，熊十力是第一人。他不是依靠上帝作他的哲学基座，而是凭着对“本体”
、“本心”
、“宇宙之心”
、“生命德性”等范畴的悉心阐发，达到了基督教同样的理论高度，其论证甚至更为周密和更为谨严，且无人与外在绝对（如上帝）的对待。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历来认为儒学并无深刻思想，只是道德伦理的说教，而熊十力却为孔孟儒学重造了严密的形上体系，使之既与佛教和基督教的思想接轨，同时又将其推到了与佛教和基督教同等的思想高度上。
（四）内圣与外王熊十力在《原儒》再版序言里说：“大易之道，通内圣外王而一贯，广大如天地，无不覆载。变通如四时，迁运无穷。
大哉易乎？
斯为义海。“熊十力研究佛学，作《新唯识论》，试图借助于对佛教义理的重新解释来发扬儒学义理，但因不满意于佛学的性空相空，又转而回到《易经》，借助其”生生“
与“大用流行”的思想，发挥孔子的仁道。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居主导地位，两千多年来，虽有佛道两家挟迫，但从未动摇过其思想在国民中的统治地位。
之所以这样，在于儒家思想扎根于中华民族性，“有至大至深至远的基础”。
尤其是《易经》的思想，以宇宙变化的原则，应用于人事，建立起内圣外王的理论系统，可谓至精至深至善至美。
因之，熊十力晚年作《原儒》、《乾坤衍》等书，直揭儒家大义，而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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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再借助佛学。他把孔子摆在很高的位置，认为孔子年五十读《易》之后所创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价之宝。
如前所说，熊十力虽讲宇宙论本体论，但二者皆服务于他的心性论，服务于他的伦理学说。他把孔子的“仁”视为宇宙人生的本体，把“人德”抬到“天德”的位置上，认为佛儒两家的伦理学说皆发源于本体这一道德价值源头。
“孔子求仁，佛氏发大悲心，皆从本体滚发出来。”
但是相比于佛教，孔子儒家又有其胜处。
“佛家大乘，终未改易其反人生之倾向”
，即是说，佛学虽然将社会伦理归到大慈大悲的佛性那里，但对于人生的落实，却只有出世之路。所以熊十力又说，佛学的轮回说，导致人迷失本性，“毫不知有人生价值”。至于道家，熊十力持同样的批评态度，认为老子言道，也没有切到人生的生命旨归，没有给世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法宝。
正是在分析佛老思想得失方面，熊十力才格外推崇孔子。因为孔子删六经，而“六经广大，无所不包通，科学思想，民治思想，六经皆已启其端绪”。
①他将《论语》中的“忠”与“信”视为人格之独立，将“我欲仁，斯仁至矣”视为个性自由，将“当仁不让于师”视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他又说：“识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底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
②
所谓对于世界“自有改造的勇气”
，指的就是孔子内圣外
①熊十力：《读经示要》，第１４９页，南方印书馆１９４５年版。
②《新唯识论》，第３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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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思想。熊十力认为，孔子“外王”学说本是十分明白的，只是后儒将其埋没罢了，即“自吕秦刘汉以来，将近三千年，从来无有提出此问题者。
吕秦以焚坑毁学，汉人窜乱六经，假借孔子以护帝制，孔子之外王学，根本毁绝“。所以，熊十力对于宋明理学同样持批评的态度。他一方面承认宋明诸儒对承接孔孟道统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们仍然摆脱不了释老的拘禁，对孔孟传统中的”刚健之德“
、“生化之妙”缺乏领悟。就连王阳明也是这样。他说王阳明对儒家思想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逮有阳明先生兴，如揭出良知，令人掘发其内在无尽宝藏，一直扩充去，自本自根，自信自肯，自发自开，大洒脱，大自由，可谓理性大解放时期”。但又说，王阳明“究是二氏（即释老——引者）之成分过多，故其后学走入狂禅”。
①还说，王阳明内圣文章虽是做得不错，但外王思想“终嫌不足”。
但又不可否认的是，熊十力尽管批评王阳明，但他毕竟深受陆王心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同几乎所有的现代新儒家是一样的。他曾在给牟宗三的信中说：“儒者之学，唯阳明善承孔孟。阳明以天也、命也、性也、心也、理也、知也（良知之知，非知识之知）
、物也，打成一片。此宜深究。程朱支离，只在将心性分开，心与理又分开。
心与物又分开。
阳明大处、深处，不独攻之者不识也，即宗之者，又谁识其全耶。“
②言下之意，古来理解王阳明的学说，只有他才识得全
①熊十力：《略论新论旨要——答牟宗三》，《学原》第２卷第１期。
②《十力语要》，第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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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识得奥妙处。
不过，熊十力强调中国儒家的外王，但并不否认吸取西人外王的积极意义。在他看来，中国的外王功夫虽然在儒家先圣那里早就有了，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发扬，致以科技落后，政治黑暗。在这方面，中国人远远不如西方人。西方人“谈群理，究治术”
，皆有其“活泼泼的全部精神”。所以熊十力主张，“中西人生态度，须及时予以调和，始得免于缺憾”。
至于怎么个调和法，他主张，保存中国儒学的道统，同时吸取西方的“格物之学”。道统不可丢，在于这是“日月经天”的宝物。可见，熊十力说来道去，落实到具体的中国文化定向问题上，还是张之洞的那一套。这一思想陷阱，非独熊十力绕不过去，几乎所有的现代新儒家都绕不过去。
即便今日，世人还是一个一个地往这个陷阱里跳。缘由是，近百年的西方文明突飞猛进，日新又新，且潮水般地涌入国门，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几乎全盘西化了。
瞎子聋子都知道它的优越，都知道它不可抗拒。在此种情势下，全盘排外，再把国门锁起来，显然是愚蠢之举，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那些留恋传统的人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只有重弹张之洞的老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况且此种老调既为调和论，又偏重于对本土文化的重视，毕竟不会给国人的民族情感构成伤害，相应地，也很容易在国人中寻得知音，尤其为保守主义者所认同。
还有，熊十力十分重视儒家传统的“生生之德”
、“大用流行”
，逻辑结论必是，中国儒家依靠自己的内圣功夫便可开出外王事功。但问题是，如果这样，那又有什么必要搞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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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呢？有什么必要去学西方人的“格物之学”呢？反过来说，既然可以学西方，而西方文明已经很先进，拿过来岂不省事，又何需再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孟子那里去挖掘呢？
在逻辑上更说不过去的是，熊十力哲学的核心命题是“体用不二”。
此命题如果应用于文化问题上，所强调的是文化的系统性、整一性和不可离析。体不离用，用不离体。那么问题又在于，既然“体用不二”
，我们怎么可以一方面吸取西方人的“格物之学”
，同时又拒斥其文化精神呢？反过来说，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体用不二”这一命题岂不被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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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二代新儒家思想批判
冯友兰的新理学
在现代新儒家队伍里，冯友兰是位比较特殊的人物。第一，他不是受惠于陆王心学，而是得益于朱程理学；第二，他不是强调直觉，而是强调理性，将儒学作逻辑化的阐释；第三，１９４９年以后，他的思想发生明显的变动，由新儒家转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批判人，但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又有明显的回归早年思想的倾向。
相对其他的新儒家，冯友兰尽管有上述几方面的思想特点，但仍然称得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均出版于１９４９年以前，其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主要是他形成于三、四十年代的新理学。因此，我们研究他的新儒家思想也应主要以他三、四十年代的新理学为考察对象。
冯友兰，字芝生，１８９５年出生于河南唐县一个书香之家。
父亲冯台异为光绪朝进士，母亲亦通文墨，年幼的冯友兰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
１９０８年，年仅４２岁的冯台异暴病逝于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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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任上，冯友兰自此靠母亲授学，其中《诗经》、《易经》、《左传》的习读就是由母亲亲自指点的。
１９０５年，著名的中国公学在上海创立。这是一所很出色的学校，胡适就曾毕业于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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