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金三角-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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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的，寨子和竹楼是湿的，人也是湿的，连空气都能挤出水来。
下午无事可干，我与旅店老板聊天。老板是个中年男人，长着一双狡猾的小眼睛，头天小米就悄悄告诉我，老板有两个老婆。我果然注意到，他屋子里有两个掸族女人，年轻那个手中抱着婴儿。我们谈话通过小米翻译。我问他你们寨子，或者江口坝子有汉人吗？就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留下来的人？老板回答：汉人走光了，汉人把我们寨子也烧光了。
我说：你指的是不是1961年战争？我想知道战争遗迹在哪里？
老板声音拉长了，喉咙里发出一种像野鸭子的叫声，我知道这是掸族人用于表示惊讶或者愤怒或者感叹。他说：啊嘎嘎，你们汉人，在河边上杀了多少人，河水都染红了。
我来了兴趣，我说：到底杀什么人？谁杀谁？怎么杀的？还有你们掸族寨子，又为什么也被烧光了？老板只管摇头，弄得我一团糊涂，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我说你们是什么时候重新盖房子？你是这里人，还是从外面迁来山寨的？
这里面有个误会，在当地话中，“盖房子”意指娶亲，所以老板停止感叹，自豪地回答：寨子里婆娘多，我用了三匹马换了第一个，又用两匹骡子换了第二个。
后来我终于弄清楚，这座寨子曾经毁于战火，国民党残军总部遗址就在我下榻的旅店附近，也就是说毗邻寨子。当地老人还记得，说那些汉人的房子多得像树林，可惜当年那场战争引起大火，不仅烧掉国民党房子，连同掸族寨子一道遭殃，被烧成平地。
这天夜幕降临，我怀着惆怅的心情站在江口湿淋淋的土地上。当年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虽然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湄公河，但是江口寨子的居民已经换了几茬人，湄公河上有了每周定期开来的机器船。我站在世纪末时间隧道的驿站上回头张望，我看见一个人站在许多年前的这片古老土地之上。他是个军人，有一张浙江人的有特点的窄马刀脸，着国民党陆军制服，佩戴的军衔是中将。随着历史之轮疾驶，我渐渐看清他肩头上那两颗银亮的星子在灯光下闪耀着暗淡的光辉。我认出他是柳元麟，国民党残军总指挥，金三角第三位叱咤风云的霸主人物。
（大撤台后，金三角只剩下六千余人的国民党部队。由于美国援助没有了，台湾的支持也有限，军队经费只能从金三角唯一特产——毒品中来。）
经过多年战争，到了六十年代初，国民党残军仍控制着金三角三分之二的山区。
第十五章 危机四伏
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由于派系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柳元麟的威信不够，特别是部队失去了共同的政治理想，于是内讧就愈演愈烈。最后国民党残军形成以段希文李文焕领导的三军五军的联盟。
金三角军阀割据的时代来到了。
第十六章 仰光枪声
（北京代表团访缅甸，残军派人行刺代表团长周恩来。阴谋败露，杀手们集体自杀。缅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互不侵犯友好条约”，两国关系日益发展。）
第十七章 兵车南行
（六十年代初，缅甸政府为除金三角心腹之患，协同友军从两个方向进剿残军。
大战一触即发。）
第十八章 “湄公河之春”
（残军面对两面夹击，采取了专打缅甸军队的策略。即便如此，战斗也十分惨烈。
残军以弱胜强的希望就在于炸开湄公河河谷上游湖泊草海子大坝，以水淹七军的招数打垮政府军。
政府军发现残军企图后，拼命阻止，两军在大坝上以死相搏。
炸药已经安装，却来不及引爆，残军含恨撤退，缅甸军民则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保家卫国的重大胜利。
公元1961年春天，由于国民党残军撤退到老挝，引起老挝局势动荡，从而引起东南亚国家强烈反响，台湾处境尴尬，遂命该部全部撤回台湾。这一命令到年底才告执行完毕。柳元麟总部及下属第一、二、四军部分官兵经由老挝、泰国空运返台，第三、五军大部分云南籍官兵拒不执行命令，自动返回金三角。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证实，撤军已告完毕，“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取消。所剩残余约数千人，均为擅自脱离部队者，台湾方面不为其行动负责。
柳元麟回到台湾，被当作前线归来的反共英雄和有功之臣。蒋氏父子把他当作忠臣对待，让他先后担任台湾国防部作战督察员，第八、九、十届中央评议委员、顾问，过起衣食不愁和特权阶级的优越生活。直到本世纪末的1993年8月还重新出山，当选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
与他在老挝分道扬镖的段、李、钱诸人命运则大相径庭。台湾虽然对段、李抗拒命令的行为感到恼怒，但是自家的儿子终归抛撇不下。后经蒋介石秘密下令，又将番号改为“东南亚人民反共志愿军游击总部”，下辖第三、五两军，段希文出任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李文焕任副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
第十九章 罂粟王国
其实早在知青年代，我们就对毒品有过粗浅的感性认识，因为国境对面是金三角，我们常常难免与毒品打交道。一天有个缅甸山民躲在甘蔗林里拉屎，守青的女知青听见动静，以为有野兽，吓得险些尿裤子。跑回连队报告，连长带了一班武装包围甘蔗地，发现那个边民不仅拉了一泡屎，把甘蔗林弄得臭气熏天，还一口气偷吃了十多棵尚未成熟的青甘蔗。
本来这种事情并不严重，教育几句就放过了，我们知青也常偷吃青甘蔗，只是不在甘蔗林里拉屎。可是这天连长因为兴师动众，脚下不当心又踩了许多稀屎，臭得别人直捂鼻子，心里觉得很窝火，就骂骂咧咧地把那人押回连队。不料一审就审出名堂来。原来这人的竹背篓，上面装野果子，下面却是芭蕉叶盖着的大烟。
大烟就是鸦片，我们在学校上过历史课，知道那场著名的鸦片战争，还知道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这天我们看见的鸦片很像狗屎，塑料纸包着，黑糊糊的，有两三斤重，换算成国际标准计量单位就是一千多少多少克。依照今天的禁毒标准，算得上一件大案要案，而破获大案要案的人，当被授予禁毒英雄称号。可是那时候国内没有人吸毒，抽大烟似乎是一百年以前林则徐时代的事，与我们生活无关。我们都是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的知青，头脑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如果不是有人介绍，这些被称作鸦片的毒品就是扔在大街上也无人能识。
边民被押走了，那包大烟先是放在连部会议室，大家嫌它气味难闻，又扔到仓库里，许久无人问津。有次我们知青在仓库里干活儿，有人翻出那包东西，大家都好奇，有人提议尝一尝，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同意的就挖下指甲盖大小一点，塞在纸烟里轮流吸。我不敢吸，只嗅嗅那股飘来的烟味，觉得不算难闻，但是有人称赞说味道硬是要得，比“红塔山”还好抽。问题是没过多久就有人呕吐，还拉肚子，于是偷吸大烟事件败露，在场知青都受到处分，这件事直接导致我后来短暂出境流浪的错误行为。
六七十年代，走私鸦片事件时有发生，大凡对面边民，单个或者一群，白天晚上经过连队门前，只要拦住一查，多少都能查出一些大烟来。当时兵团纪律很严，知青都过半军事化生活，每月二十六元生活费，政治要求严格，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但是对边民往来却盘查并不严格。如果边民辩解说自己抽，数量不多就放掉，数量多的扣起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惩罚，多是教育一通放人。只是偶尔，我为这些背着鸦片在国境两边忙来忙去的山民感到困惑：鸦片又不能当饭吃，这些人大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看得出生活并不富裕，甚至不能吃饱饭，他们就不能干点别的有益事情吗？
渐渐地，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国境对面到处种鸦片，人人抽大烟，不管土司头人还是贫下中农都一样。蒋残匪也种鸦片，所以都变成纸老虎。以我们知青当时的觉悟，认为应该打起红旗到金三角闹革命，说明搞世界革命很有必要。
但是当我流浪到金三角北部山区，没有找到革命队伍，而是与罂粟打了半年交道，参与并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至此我终于解答心头疑问，同时深刻理解什么是原始生存的残酷性。
又过了许多年，当我再次走进金三角，翻开一大堆历史资料才赫然发现，金三角毒品泛滥正好是六七十年代。也就是说，我们知青时代天天“与狼共舞”却浑然不觉。有人警告说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环境，另一个就是毒品。我相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我们面对金三角，面对这场世界性的毒品灾难，面对威胁我们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纪恶梦时，我的思维之箭一路鸣响，穿越黑暗岁月的空间，穿透重重迷雾，去射向一个遥远而崎岖的历史暗河之源。我要试图揭开这个折磨所有史学家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是：为什么世界最大的毒品中心不在欧洲非洲，也不在同样地理位置的亚洲越南老挝柬埔寨，或者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却偏偏是毗邻中国的金三角？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地理因素还是人为因素起作用？那个短命而强大的国民党帝国，他们的入侵究竟给金三角带来什么后果？他们在这个危害全球的毒品王国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牧师，教父，还是上帝？……
……
1999年，我在云南某戒毒所采访戒毒者。我面前是个年轻姑娘，说姑娘不大准确，她其实尚未成年，只有十六岁，是个花季少女。但是这个花季少女提前枯萎了，因为她与魔鬼打交道。
她是个中学生，一脸憔悴，给人感觉像个风尘女子。我问她为什么吸毒，她说好奇，又说不，因为寻求刺激。我说寻求到了吗？她凄惨地笑笑，没有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