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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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跃进的形势提出的。这个第二本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1958年计划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加223亿元，原煤产量增加1665万吨，达到16737万吨；钢产量增加75万吨，达到700万吨；棉纱产量增加40万件，达到560万件；粮食产量增加593万斤。达到4316亿斤；棉花产量增加593万担，达到4093万担；财政收入由332亿元增加到37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增加292亿元，达到175亿元。在批评反冒进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气氛下，会议还就加快农业机械化问题作出决定，要求在7年内，争取5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且提出，在5年或者7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
考虑到1958年的生产和基本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在1958年8月以后的4个月中，各地方和各部门把主要力量放在抓当年的工业生产、建设和编制明年计划方面，国家计委提议将正式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推迟到1959年四、五月间进行。1959年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再也没有全面编制与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是年度计划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做了多次调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本也始终未能面世。
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联系同年5月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要点，从经济计划这一侧面反映了二五计划实施初期计划的变化，具体体现了计划工作中受急躁冒进的影响一再拔高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出超越国情国力的奋斗目标。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要用15年时间在经济上超过英国。1958年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当时认为，政治上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经济上也要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不仅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而且改变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所确定的经济发展长远目标。《意见书》以超英赶美的战略方针为依据，明确提出：经过大跃进三年苦战，再加上后两年继续努力，我们就有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15万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工业上做到独立自主，农业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提前五年时间实现十二年科学规划。这样，就有可能在196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里在钢铁方面超过英国，在1972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里在钢铁等方面超过美国。这种奋斗目标显然超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脱离实际地在国际上争面子。这不仅扭转了经济工作的发展方向，而且必然对抬高计划指标提出更极端的要求。
其次，浮夸风的蔓延带来对经济形势估计的偏差，也为夸大主观能动性提供了依据。生产建设追求高指标。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运动的势头很猛，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已成定局。同年8月3日，国家统计局发表195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上半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4％；全国夏收粮食作物产量预计可达1％亿斤，比上年增产69％。在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二五计划《意见书》提出：为了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74信。五年内基本建设投资3850亿元，十一五时期增长68倍，重大工业建设项目1000个以上。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计划指标大幅度提高，有的高达四倍、五倍，甚至更多，严重脱离实际。对于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当时认为：自然灾害将不会影响农业的发展，原材料供应不足的矛盾可能解决；五年平均积累率为40％左右不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采取了过于乐观的态度。
再次，区域之间争投资缺乏制约机制。建立地方工业体系是二五计划《意见书》
的重要特征。为了使各地尽快地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依靠地方的迅速发展实现大跃进，二五计划《意见书》提出：二五期间各地区协作区都应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具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应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企业的分布应适当分散化。为此，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采取了下放管理权的政策和措施。尽管进行体制改革是根据八大的精神安排的，但原有含义已经改变，成为实现大跃进，加快建立地方工业体系的重要步骤。1958年，中央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由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为1200多个，下放88％；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卢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到13。8％。实行可以地区为主的条块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基本建设计划权限大部分下放给地方和各部支配，中央只管特大建设项目的审批。财政收支方面决定大部分财政收支划归地方支配。同时扩大企业的人权、财权和物权，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也由12项减少为4项。管理权限下放，是消除集中过多之弊端所必需，对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起了一定作用，方向是对的。但是管理权力下放过多、过快，则削弱了中央进行宏观控制的能力。计划管理权，特别是资金分配使用权的分散必然导致经济决策的分散。一方面国家手中缺乏宏观调节的物质基础和手段，重点建设的方针难以保证；另一方面，地方各项建设全面铺开，计划外、预算外的建设迅速扩张，各个地区兴建的中小企业星罗棋布、遍地开花，企业结构畸形发展。特别是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的情况下，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转变成为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国民经济出现全局性混乱。
而计委的干部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计划，与认识的局限和政治的压力有关。据柳随年回忆：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计委机关的干部也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今天听来是笑话，很荒唐。当时大家抱着一个信念，工业以钢为纲，只要把钢搞上去就好办了。1958年下半年，许多迹象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需要调整。那时人们对有些情况不是不了解，但不敢反呋，怕说泼冷水。如1958年九、十月份，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他两次不吭声，问第三次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
我问能产800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1959年1月，计委和农业部的同志第二次去徐水，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叫商庄化工厂，到那里一看，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还办什么工厂？当时向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汇报徐水产量不实，解学恭说：
徐水的成绩是很大的，工作上有点粗。同时，在思想上也有错觉，扩大积累的结果进一步引起钢铁不足，误认为还得集中力量上钢铁。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工业生产的中心任务是要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34月份，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当时虽然也有些同志认识到要完成1650万吨仍不可能，但也觉得再降不好说了。会开完了，毛主席作了批评，说你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是不是懂得经济。要陈云同志再摸一摸，把数字落实下来。陈云同志回北京以后，亲自摸情况，搞调查，向政治局建议1350万吨。其实这个数字也高，但这在当时来说已经裉不简单。
在这前后，虽然毛主席不断强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但由于在总的方面坚持跃进的口号，坚持以钢为纲发展工业的口号，因此不可能进行根本的调整。
·4。二五计划头三年的实施
1958－1962年二五计划，由于实施过程中的巨大波动，实际上分成两个阶段。
1958－1960年为大跃进阶段；1961－1962年进入调整时期，与1963－1965年的继续调整连成一气。两个阶段的政策变化很大。本节主要阐述第一阶段的情况，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放在下一章中。
1958年的大跃进，是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后要出现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而实际上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受到了政治推测和政治需要的干扰。从政治需要出发，计划水涨船高，特别是很多指标的确定由于没有经过详细计算和综合平衡而缺少科学依据。1957年大中型建设项目是992个，1958年猛增到1587个；小型建设项目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由于建设规模与国力不相称，以至后来大批建设项目不得不下马，造成巨大浪费。
上面压跃进指标，下面就大放卫星，助长了弄虚作假。有了下面的假卫星，又反过来以此为根据提出更高的指标和奋斗口号；形成了一场包含着层层高压和层层虚报的政治运动，而难以认真地搞经济建设。当时提出要打破常规，敢想敢干。实际上在经济计划领域出现了破除科学，夸大主观意志的倾向。否定客观舰律。把遵守客观规律的要求视为必须打破的常规；不讲比例，不讲综合平衡，把坚持计划原则，综合平衡的要求统统看作是必须打破的常规而放弃了。为了寻找所谓根据，当时还开展了一场什么是计划工作基本方法的大辩论。
大跃进运动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当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白勺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
一、计划工作的变化
（一）建立多本账与开展评比
1958年1月，毛泽东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讨论的结果，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归纳了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其中包括了计划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