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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三国十八扯-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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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镇宛城期间,司马懿终于一显“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达。孟达原是蜀汉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县)守将,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并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任其为太守,率领旧部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形成蜀汉肘腋间的一颗钉子。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阶、夏侯尚相继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这位降将就“心不自安”起来。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就多次写信策反,孟达也回信表态愿响应。与孟达一起降魏的申仪素与孟达有隙,秘密上表告发其“与蜀潜通”,曹叡还不相信。

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去调查,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不已,遂于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军攻洛阳。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达提防司马懿从宛城来攻。孟达却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阳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马懿要上奏朝廷请准后才能出兵,往返加起来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兵抵新城,届时他已打到洛阳了,没有预作防备。殊不知司马懿审时度势,特事特办,不上奏朝廷就于次年(228)春果断出兵,并且倍道兼程,日行军150里,八天就包围上庸,直搞得孟达措手不及。围城强攻16天,孟达部将李辅、外甥邓贤等开门投降,孟达被擒授首。司马懿带着上万俘虏凯旋宛城,又趁申仪来祝捷,将其抓捕起来送往京城治罪。就这样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地平息了叛乱,也剥夺了蜀汉北伐一个可利用的援手。从中反映出,司马懿的确“聪哲明允,刚断英跱”,具备杰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胆识和谋略,用兵打仗也能够出奇制胜。

太和四年(230)七月,司马懿奉诏,配合大司马曹真伐蜀,攻入蜀境,因雨退还。次年(231)曹真死,诸葛亮第四次兴师北伐,兵出祁山,司马懿临危受命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代替曹真主持西部战区的对蜀作战。曹叡诏令中说:“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力,前后历时四年。

面对诸葛亮这样一个军事指挥才能优于自己的国家敌人,司马懿不像对付孟达那样以奇制胜,而是调整成为稳沉持重的求实应变。第一次对垒,他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三月进攻陇西,意图在于抢割当地新熟的麦子,以解决蜀军补给线太长,军粮接续不上的难题,因而不必轻易交锋,只把作战重心放在阻挠蜀军抢割行动上,便可以迫使蜀军不战而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是魏国的民屯重点县,司马懿派遣部将费耀、戴凌率领精兵前去防守,自己则率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领兵赶往祁山大营解围。诸葛亮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获悉魏军主力将至,立即分兵固守祁山的蜀军南围军营,自率主力转向上邽去抢割新麦。蜀军围住上邽魏军,同时抢割麦子,迫使司马懿不得不掉头赶来救援。救援的魏军赶到,使蜀军无法从容割麦,诸葛亮求战不得,也只好放弃下邽,转向卤城以求一逞。司马懿率军尾追到卤城,仍只扰不战,拒险固守。这样地跑来跑去,扰而不打,引起部将贾栩、魏平等不满,嘲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比他资格更老的宿将张郃也说:“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第一次主持西部战区战事的司马懿拗不过诸将“咸请战”,就硬着头皮打了一仗,结果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重新采用扰敌固守策略。拖到六月份,蜀军拖得军疲粮尽,只好退回汉中去。第一次较量,司马懿在战斗中确是失败了,在战略上却是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较量发生在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斜谷(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屯兵渭水南岸五丈原(又称南原,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时在当年四月。按照计划,蜀军下一步行动将是渡过渭水,进占积石原(又称北原,在今陕西岐山县西面),通过占领南、北原两个战略高地,切断曹魏与陇西诸郡间的联系。司马懿采纳郭淮建议,由郭淮带兵抢先占据了积石原,逼使蜀军退到渭南。他本人亲率主力,扎营马冢山,隔武功水(又名斜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石头河)与蜀军大营相对峙。诸葛亮劳师远征,利在速战,所以积极向魏军挑战。司马懿看准蜀军拖不起,就坚壁高垒,拒不应战,坚定不移地以拖为战。久经战事的诸葛亮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拖延战法,只好也不按常规出牌,遣使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意在嘲弄戏辱,激其应战。司马懿偏不上当,一方面接受巾帼妇女之饰,另一方面只向来使探问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来使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他由此得出结论:“亮体毙矣,其能久乎?”更加决意拖垮诸葛亮。部将不理解,认为他怯懦,强烈要求出战。司马懿吸取前一次的教训,在内部也搞拖延战法,故意上表请示裁处。曹叡明白其用心,下诏说:“但(只须)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代劳,全胜之道也。”借天子以制部属,司马懿再也无须听人唠叨,放心大胆地继续拖蜀军。拖到当年八月间,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营中,蜀军只好退回汉中。这一次,靠拖延而取得不战屈人之兵的效益,司马懿在战争史上创出一个独特战例。他的权谋和忍劲,也从中表现无遗。

诸葛亮死后,西线十余年间无战事,司马懿转往东线,主持了削平辽东公孙氏割据势力的重大战事。自汉末天下动荡以来,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打着保境安民旗号,名义上归顺曹魏,实际上割据一方,传到公孙渊已历三代。公孙渊昏庸暴戾,野心膨胀,曾遣使表示拥护东吴孙权,又将东吴的使臣杀掉,财宝尽吞,在魏、吴间反复无常。到景初元年(237),公孙渊自称燕王,出兵封锁了与魏连结的边境地带。次年(238)春正月,曹叡诏令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帅众讨辽东,行前问询:“度(估计)公孙渊将何计以待君?”司马懿说:“渊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拒大军,其次也;坐守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此为成禽耳。”又问:“然则三者何出?”又答:“唯明智审量彼我,乃预有所割弃,此既非渊所及;又谓今往悬远,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后守也。”曹叡问他“往还几日”,他说“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运筹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实际的战事果然大体上如其分析。

当年春天从洛阳出兵,六月进入辽东境,三战三捷,即将公孙渊围困在襄平。不料意外地遭遇大雨连绵三十日,辽水暴涨,军心动摇,部将中有人要求撤围迁营,朝廷中也有人主张见好就收,退兵回中原。司马懿一改对诸葛亮的用兵态度,坚持速战取胜,雨停后立即强攻襄平。时至八月,襄平城辽军粮尽,公孙渊窘急乞降,他拒绝了。公孙渊只好弃城逃跑,被追兵斩于城郊。城既破,司马懿下令屠城,“男子十五以上七千余人皆斩之”,“戮其将军毕盛等二千余人”,辽东悉平。这一仗,打出了司马懿另外的品性侧面:深谋远虑,审度明智,坚执果毅,凶狠残忍。

景初三年(239)正月,曹叡病死,九岁的养子曹芳成为继位人。当时司马懿刚从辽东回师河内,时年36岁的曹叡派遣宦官紧急召见,一进入卧内就执其手说:“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曹)爽辅太子。吾得见君,无所恨!”(请注意,对比刘备的永安托孤,是曹叡真正信任司马懿呢,还是刘备真正信任诸葛亮,二者差异立见黑白)又把同为养子的齐王曹芳、秦王曹询叫入卧内,让司马懿认清二人的面目,并且特别指着曹芳说:“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叫曹芳上前,抱住司马懿的脖子,以示亲昵。司马懿当场表态:“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意思很明确,当年先帝曹丕将你托孤给老臣,老臣如何不负重托,尽心竭力效忠于你,你都是看到了的,陛下你就放心吧。彼时彼际,不但曹叡料不到,而且司马懿也真不是心口不一,同样料不到两次托孤之后,对他本人和曹魏政权,会演生出大不一样的后果。

齐王曹芳即位后,改元为正始,晋封司马懿为太尉,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与同受顾命重托的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曹爽是曹真的儿子,出身宗亲,靠血缘高贵而致显位,但才识平庸,颇有纨绔子弟习气。作为子侄辈,辅政之初对司马懿还能够“引身卑下”,“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但不久,两人分别为帮派领袖,就展开了权力之事。少壮派曹爽仗恃皇室权威,陆续把何晏、夏侯玄、邓飏、丁谧、诸葛诞、李胜、毕轨、桓范、文钦等人集聚到身边,形成了一个“皇室帮”。这些人多为曹氏皇室宗亲、姻亲和功臣后裔,或是庶族出身的新进显贵,在思想政治上崇尚黄老、刑名之术,轻视儒学礼法。而元老派司马懿则是军政权要,主管中书省的刘放、孙资早就是他的死党,出身豪门士族的元老重臣卢毓、傅嘏、王肃、何曾、孙礼等人也都与他关系深厚,长子司马师又以中护军的身份主管武职官吏的选举,背后还有郭太后支持,也形成了一个“权要帮”。这个“权要帮”在思想政治上崇尚儒学,推重礼法,维护门阀制度,抵制多引进新锐人才。两大帮派各有其集团性的特殊利益,水火不相容,度过托孤“蜜月期”势必就要争出个你死我活。

以曹爽为首的“皇室帮”,新锐进取性较强,主要采取进攻姿态。首先是争夺关键性的实权职务,刚辅政未久,便由曹爽之弟曹羲出面,奏请尊司马懿为大司马,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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