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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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美国是没有诚意的,他们不愿认真讨论我方的草案,约翰逊只是一味拖延时间。在这以后的接连三次会谈上,他都拒绝对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而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有一个草案提出来。这与上次他提的草案并无二致,即继续要求我方承认美国在我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美国要求的这种“权利”是我方绝不能给予的。
以上事实证明,我方在第二项议程中一直积极寻求达成共同协议的机会,以使中美会谈能成为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我方提出了积极的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国无此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这一阶段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我方提出了一项对案,均未通过。会议仍无丝毫进展。
特别要说的是,在这第二阶段的讨论中,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美国就这样层层设置障碍,甚至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想方设法来阻拦会谈的进行,王炳南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气愤。美国在这一段会谈中的表演,使他对这个政府坚持反共反华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单方取消采访禁令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在进行,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两手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上述,杜勒斯太傲慢了,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决心。事实上,无论他用什么手法,都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保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会谈仍然在继续。王炳南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和约翰逊常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他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然后交锋几句,最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但是,周恩来却运筹帷幄,他在积极思考如何进行新的斗争。指导小组的同志也在出点子、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做有利于我方的事情,促进会谈的进展。
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震撼了,轰动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不很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抨击国务院的这种顽固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我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他们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新中国来看看。七十年代末,这些人还联合起来重新到中国访问。这时,他们大都年已半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令人感动至深。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杜勒斯终于沉不住气了。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国务院终于被迫作出了一点让步,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孤立中国的全面政策。即使这样,杜勒斯也已经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8月,杜勒斯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他不得不作了一些妥协,最后宣布,美国将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下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干什么,他们所从事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
同时,周恩来的这着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决不能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这些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我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杜勒斯的诡计9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又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被一一拒绝。
由于美国的这种顽固态度,我方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协议草案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建议现在都成了历史文件。回过头来,翻阅这些高高堆积起来的文本,人们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游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对中美会谈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反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这次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西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他不能同意的。他也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他说,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正像周恩来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使我方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会谈移到华沙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王炳南的助手换为黄华和赖亚力,有时姚广也参加,翻译除邱应觉外,还增加了过家鼎,都是几把好手。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一切就绪之后,下午三点正式开会。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王炳南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互相点头致意。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和约翰逊比起来,他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像个教授。比姆当时是个单身汉,他到50多岁才结婚,夫人很能干、活跃,善于社交。后来一位熟悉比姆的朋友谈起他,说在宴会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是有他夫人在场就弥补了比姆的不足。在和王炳南会谈前,比姆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谈判的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虽然他好像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也决不是中方代表可以轻视的对手。
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他的讲话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
王炳南对此早有估计,因此王很平静地反驳他。王炳南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他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
华沙会议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王炳南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9月30日,在第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后来王炳南听说这是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王炳南当时没有立即答复他。中方代表团回去后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用这种“草案”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