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新传-第2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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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自己并非战略专家，但经过慎密思考，提出下面五点全球性战略计划：一、保卫自由欧洲，这项已经在北大西洋公约下开始实施；第二，保卫自由亚洲，和自由的太平洋，日本、菲律宾、台湾、澳洲、新西兰等地，签订协议形成防守线：三，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包括北韩及中国大陆在内；四、解放被征服的欧洲，包括中欧、东欧在内；五，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苏俄；这也是做到前四项的保证。胡适认为，无论美国或英国统帅部来计划战略，也应该如此考虑。
胡适在结束时，振臂高呼，呼吁大家在自由世界全球性战略中，站在自己应有的地位上，尽其应有的努力，跟定自由世界，拼力向前，这样做去，前途是会光明的。
胡适这篇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演讲，本不足道，但对惶惶不可终日的刚逃离大陆、喘息未定的一些人，自有其鼓动力量。演讲不时为震耳欲聋的掌声淹没。随着演讲结束，大群听众冲过警卫，紧紧包围胡适，本来演讲已很感吃力的胡适不由得出了一身大汗；直到他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挤出重围，登上汽车时，仍然排满了以一瞻胡博士风采为快的人。
1958年4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此时的胡适仍反共之心未减，只是不再似1952年回台时那样锋芒毕露；既任“院长”，乃以一种“学者”的姿态和口吻，极尽贬嘲共产党之能事。6月13日，胡适在“国立”政治大学发表题为《从中国思想史上谈反共运动》的演讲。胡博士对当时有些许自命为“中国通”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大陆为共匪窃据”之说不以为然，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这些人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面主张“均田”，一方面又拥护君主zhuanzhi，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反对独裁与极权统治。胡适指责共产党是一种zhuanzhi独裁，而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顺乎人性的，而共产党是背逆人性的。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建立在乎平常常的人性和人情之上的；老子和孔子都不主张极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与人”，二者其义虽然相似，但比较起来，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更近人情。
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很好笑，来源自一篇小说。他说，共产党是不是讲人性、重人情呢？他看过一篇小说，是一位名叫姜贵的青年作家写的，名《今■杌传》，内容述及共产党在山东时的一段历史，其中一个人对一位老共产党员说：“你老人家干共产党，是离开现实的，你所凭的只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象修仙的人，学着打坐、辟谷一样。。”。
胡适说，共产党用暴力来维持它的政权，用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来统治，这都是我国古代根本没有的，既不通人性，也不通人情；孔子曾说过：“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表示人性与人情。在文明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内，皆有自己的亲属不能作证人的规定，也就是顺乎人情；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却叫人父控其子，子控其父，将人情完全抹煞。
胡适对私有制社会吹捧备至，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人自食其力的社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理想化社会，也就是私有财产的社会。以此攻击共产党的公有制不合人性。胡适说，中国不仅是农业国，也是个商业国家，我们的老祖宗并不反对做买卖；农工商人士人人平等，人人可享受自由，人人都应该有财产；可是共产党却不许人做买卖，想出“公私合营”的办法，来吞并人民的财产，拿别人的本钱来做了自己的生意。
胡适以老子及孔子的“无为政治”来说明古代的自由思想。他说：“再看看大陆上的共产党，不但处处干涉，并且干涉到别人的家庭，使每个家庭毫无隐蔽，象这种政治，是否符合中国的思想呢？。。共产党竟然不尊重人格，不尊重真理，而抹煞了人的自由。我们反共，也就是为了这些理由。”胡适说，他个人一直是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也反对他；共产党为了“清算胡适”刊行了一部分书籍，其中《胡适思想批判》就有八大章，共三百万字；这些书倒是印得好，布面精装；此外还有一套《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也有七八十万字。胡适说：“我从未批判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竟认为我是马克思的死对头，认为我的一生全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共产党的眼睛倒是很亮，居然看出来了。”
胡适最后说：“其实，揭穿开说，他们清算胡适，就因为胡适要求证；不管任何主义，都应该尊重个人启由。我在《胡适文存》里曾以红楼梦小说人物考证，并不是叫你们看小说，我是叫你们获得一种方法，叫你们不受欺骗，一切都要拿证据来。我曾说过，让孔夫子孟夫子牵着鼻子走，不算好汉，给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
胡适的这篇演讲，貌似学者姿态，书卷味十足，其实连外行也能看出来漏洞百出，完全立不住脚。胡博士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实证主义荡然无存。不说人生之价值、信仰并非“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这类书生气十足的方法论的问题，即便如此，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是否就算作好汉？
当年胡适逃离北平，有人问他的儿子（胡思杜）是否一同来了南京，胡博士似笑非笑地说：“他没有来。我也不勉强他和我一同南下；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再说，谁也不能主观地断定共产党不会把中国弄得好好的。”
看来胡博士早年对共产党并无多大介蒂，而晚年的高喊反共，及殚精竭虑出谋划策，要么是为了讨蒋氏欢心，要么是为了显示自己信仰之不变，抑或文人之哗众取宠、出风头的劣根性使然。
科学救国1910年，胡适考取留美官费生，入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他很犹豫了一阵。他二哥曾劝他学工矿，以便将来回国时好谋事，而他对这个实在是没有兴趣，考虑再三，来了个折中，选学农科；其中原因还有农科不收学费，他可将官费节约下来，寄回贴补家用。但农科亦终非兴趣所在，后终转文科。
1958年12月8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到台中一游，应“中国农学会联合会”之邀，对该会千余会员演讲，题目是《基本科学研究与农业》。
胡适首先自称是“农学的逃兵”。“不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准就要在科学、理论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胡适对农业，自然如他自己所称，是“门外汉”，不过这天他精神格外好，于是用讲故事的口吻，谈台湾农业进步的一些事实，举出台糖公司采用南非0310甘蔗种改良台湾品种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尝试”，所获得的惊人成果完全是“道地的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胡适凭直觉认为发展农业科学必须从充实农业基本科学开始，也就是从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做基本研究与实验，只是台湾现在尚无完备的基本研究所和实验室。他泛泛地强调了一番基本科学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勉励大家做基本研究的学人。
和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胡适对“科学救国”有一种直觉的敏感。他举例说新蔗种的故事就是“科学救国”的最好、最美的故事。“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胡适最后以他“昨夜所作的三个很甜、很美的梦”结束演讲。
第一个梦是“农复会”包办了台大农学院的“土壤、农业、化学、植物、病理与昆虫学”三个研究所，办成了三个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
第二个梦是台糖分公司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植物学基本研究机构。
第三个梦是烟酒公卖局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也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化学基本研究机构。
胡适说：“我相信这三个甜美的梦，都是不难实现的。”“无论如何，很甜美的梦总是值得做的。”
胡适对教育也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发展科学必须首先发展教育。胡适有一次对来访的记者谈他对台湾教育的看法。他称赞台湾的教育的普及，是大陆任何省份所没有的。他不讳言这些基础设施是日治时代就打下基础的。他象一位教育主管前来对付质询的议员似的，搬出一些比较数字，恳切地说明台湾大学数字的增加，其中侨生所占比率之大，可看出现在成绩比原有基础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强调说，今天能把教育工作做好，也就是反攻复国有了重要的根本。
不过，胡适也提到一点尚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从科学人才的缺乏，谈到出国留学生不愿回国的问题。他说，一百个出国的留学生中，竟难得有十个学成归国。他认为，这不单纯是这些人回国后的安插和待遇的问题，还包含着台湾的学术空气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回国后，不但要工作，还得继续学习；他们必须在一种科学的与自由的学术空气中继续有所长进。
鼓吹“民主”“自由”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周旋于美台之间且深得台湾文化界欢迎的资本，就是他对美式“民主”、“自由”的鼓吹与宣扬，在各种场合与当局针锋相对而又颇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