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之谜-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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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台湾生番如无主之人一样,不与中国相干。
问:生番岂算得一国吗?
答:算不得一国,只是野蛮。
问:在我台湾一方岛,怎不是我地方?
答:贵国既知生番历年杀了许多人,为何不办?
问:查办凶首,有难易迟早,你怎知道我不办?且生番所杀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何须日本多事?
答:琉球国王曾有人到日本诉冤。
问:琉球是我属国,为何不到中国告诉?
答:当初未换和约时,本国萨(山司)马诸侯就打算动兵的。
无论你怎么狡辩,口舌如簧,清政府严正声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你得乖乖地给我滚出去,不然的话,我可告诉你,我手下的军队可不是吃素的。
面对清廷这种强硬的姿态,西乡从道理屈词穷,但是他声明日本退可以,你得给我补偿。这消息传到总理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领袖李鸿章委曲求全,觉得把台湾收回来是真的,就别论是非曲直了,谈吧。
第15节 日本阻贡事件
经过谈判,1874年11月31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北京专条》。这个《北京专条》很可恨,规定:日本此次出兵,系“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得给抚恤银两10万两,日本在台修路、建房等件费用、中国筹补银两40万两。听明白没有,这50万两白银原本有10万两应该是给琉球54个死难者家属的,现在变成给“日本国”的;而且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所开销军事费用咱还得赔钱给它,本来是日本先侵略琉球,后侵占台湾,这都应该公然谴责,而李鸿章治下的总理衙门居然不以为不是,人家居然是“保民义举”,你说这话是怎么说的。这为日后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口实。日本反应很快,日本内务相大久保利通便马上正式提出了一个吞并琉球的计划,其中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致因循至于今日。今者中国承认我征蕃为义举,并抚恤难民,虽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两国分界仍未判然。今以琉球难民之故,我曾费财巨万,丧亡多人,以事保护,其藩王理宜速自来朝,表明谢恩之诚,然至今尚未闻有其事,其故盖在畏惮中国。今如以朝命征召藩王,如其不至,势非加以切责不可。是以姑且缓图,可先召其重臣,谕以征藩事由及出使中国始末,并使令藩王宜自奋发,来朝觐谢恩,且断绝其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自刑法、教育以下以至凡百制度,逐渐改革,以举其属我版图之实效。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清政府不是承认我是“保民义举”了吗?我因为琉球难民的事,花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琉球应该来表示表示才对啊,怎么到现在也没个动静,可能是害怕中国的原因。你不是不来吗?我就下令让你来。于是,日本就把琉球三城司池城安规叫到东京,大久保利通对他说:
维新以来,与外国交涉等事,统依国际公法,然而琉球藩尚成两属形式,今日若不改革,则将受中国干涉,又将成为异日纠纷之因素。是以我政府思虑及此,在那霸设镇台分营,以保护琉球人民。
大久保利通说,你们现在是两属,你们得改革,否则又要受到中国的干涉。我们思前想后,为了你们的和平稳定、繁荣富强,我们得在那霸设立兵营,保护你们。可是,琉球的池城安规不是三岁小孩,不是你说两句好话就能哄住的,他心里明白得很,琉球虽为中日“两属”,但还是一个自主之国,所以就拒绝了。
大久保利通一看,这个哄不行,直接来硬的吧。
有人说,并没有得到公平、公正解决的“牡丹社事件”,是台湾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点,它对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发展、清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尤其是琉球的未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事件发生后,对于琉球王国的命运归属问题,清政府提出了怎样的策略呢?
1875年,也就是在中日《北京专条》签署后第二年,琉球国王接到了一份来自日本大正宫的神秘文件,就是这位大久保利通发的。
一、为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一概废止。
二、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设在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
三、从来每当藩王更迭之际,由中国派来官船,受中国册封,著以为例,今后概予废止。
四、今藩王来朝,对政治厘革及兴建的方法,加以研究后决定。
五、琉球与中国今后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管辖处分。
这份神秘文件让琉球国上上下下非常惊恐不安。这份神秘文件还写了什么呢?它写道:嗣后禁止向中国朝贡、受清朝册封,须奉行明治年号,实行日本礼仪、刑法等。也就是说,日本警告琉球,以后你必须断绝跟中国清朝的一切外交关系,你是我治下的一部分。日本政府专门派了内务大臣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并且以促进改革政治为名,逼迫琉球与中国断绝一切关系,但当即遭到拒绝。不肯善罢甘休的日本政府,马上派兵控制琉球所有要害部门。面对日本的这种强盗行为,琉球君臣进行了坚决抵制。当时,琉球国王尚泰生病了,不过一听到这消息,他立马就精神了,不是好了,而是气的,就是生病了我也得抗议,下面的大臣们也都坚决声称“与中国不可绝及藩政改革不可行”。那个池城安规去找大久保利通,这次会面不是被叫去的,他就跟这个大久说:
琉球藩久荷中国恩谊,今不能无故背弃。天朝若与中国交涉,如得中国承认,则当奉命。
意思就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多少年的了,人家对我们是有恩的,我们祖宗十八代都受过的,你突然叫我们绝交这事不合情理,要不你们跟中国谈谈,要是中国同意,我们奉命就是了。结果这大久说不谈。接着,日本拘捕了琉球国王尚泰及其他王室成员并押赴东京,还实施了一项海外护照制度,规定凡是琉球人渡海到中国去,必须请求发日本护照。这样,日本就成功地控制了琉球王国的内政外交,并强制琉球采用日本年号。
不久,日本在琉球又成功地设置了它的警察制度、监察制度。此时的琉球也不愿意自己亡国灭种,所以在监狱中的琉球国王尚泰于1876年10月秘密派遣他的妹夫、担任琉球王国紫巾官的向德宏以及琉球通事林世功、都通事蔡大鼎三人乘坐一条小船,秘密前往北京。我们前面讲到,琉球国要派人出来,得等到冬至,可是这次尚泰派人来中国,并不是冬至,早一天不行的。所以这条小船历经磨难,直到第二年阴历二月二十九日,才来到福建,见到了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了琉球国王尚泰在狱中的陈情书,乞求清政府出面与日本交涉。面对这个突发事件,又是这种大事,丁日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左右为难。一方面担心“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又认为“若拒之过甚,转恐泰西各国谓我不能庇护属邦,益启群岛以携贰之渐”。也就是认为,琉球远在海外,对我们不是很重要的地方,但要是不帮的话,其他藩属国就会认为我们不保护自己的属国,就会生二心,影响很不好。为难也得处理,你不能不处理。怎么办?丁日昌上报朝廷,建议让新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来处理。
于前往日本之便,将琉球向隶藩属,该国不应阻贡,与之剀切理论,并邀集泰西驻日诸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直曲。
当时,何如璋被清廷任命为首任驻日公使,正要赴日本上任。丁日昌就说,他正好要到日本去,就让他跟日本方面协商这件事吧。朝廷看了丁日昌的汇报,觉得可行,于同年5月14日派令驻日公使何如璋处理此事。
何如璋是个非常有头脑、非常沉稳的人。他没有急着说怎么办,而是先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详细调查。其中还对日本国内外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做到对琉球问题心中有数了。他认为当时的“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何暇谋人”,且国内危机四伏,“时势艰危,图自守耳”,“其今日固不敢因此开衅也”。因此,他写信给李鸿章说,对待琉球问题我们要“争”。
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欲寻嫌隙,不患无端,日人苟横,奚必借此?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则虽谓因此生衅,尚不得不争,况揆之时势决未必然乎?
第16节 何如璋琉球三策
何如璋经过慎密思考后,坚定了立场,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派兵船责问琉球,征其贡使,暗示日本我一定要争,简单说“必争”;中策是先据理力争,如果不听,再约琉球武力对抗日本,简单说就是“必救”;下策就是完全采用外交谈判和它评理。上、中、下三策,何如璋自己完全是倾向于上、中两策,至于下策,他认为仅凭口舌难让日本心服口服,到嘴的肥肉让它吐出来是不可能的。对于具体方案,何如璋又提出三种。
如果前两种策略实在不成,非得要走下策的时候,何如璋提出三步走方案,第一种方案:退一步,维护琉球与中国次一层面的关系,“或贡而不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我不封你为琉球王国了;或“封而不贡”,你不用来,我年年封你为琉球王国。以维系中琉之间的名分。第二种方案是,若封贡关系也难以维持,则以“存球祀”为目标。邀请各国公使约定,共同照会日本政府,告诉它这琉球永为日本外藩,日本永远不能灭掉琉球。第三种方案,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