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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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尽管从最后几位大总统那里得到的希望越来越少,但随着我的年岁渐长,与社会上的间接接触渐多,我却越发相信“人心思旧”这句鬼话是真的。我心里的希望在增长,欲望日益强烈。
那些王公大臣们在这几年里的心情不一定和我一样,但也肯定有相似之处。比如从外国报纸上得到的精神鼓舞,我想他们绝不会次于我的(他们知道的外国报纸的消息比我从庄士敦嘴里听到的更多更详细,而且他们在张勋复辟失败后,这方面也比我懂得更多)。现在不妨把我找到的当时庄士敦讲给我听过的最典型的一段外国文章看看。这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华北每日邮电》的一篇题为《另一次复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论的一段:共和政府的经历一直是惨痛的。今天我们看到,南北都在剑拔弩张,这种情形只能引出这样结论:在中国,共和政体经过了试验并发现有缺点。这个国家的中坚分子——富人阶层和士绅很厌恶种种互相残杀的战争,我们深信,他们一定会衷心拥护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它能确保十八省的太平就行。
不要忘记保皇者是有坚强阵容的。他们对共和政体从来不满,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近几年保持着缄默。显然他们同情着军阀的行动,他们有些知名之士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
那些暗地赞同和希望前皇帝复辟成功的人的论点是,共和主义者正在破坏这个国家,因而必然采取措施——甚至是断然措施——来恢复旧日的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气象。
复辟帝制绝不会受到多方面的欢迎,相反,还会受到外交上的相当大的反对,反对的公使馆也不只一个。可是,只要政变成功,这种反对就必然消失,因为我们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在王公大臣们的心里,大概没有比这样的声音更好听的了。他们从民国以来的事实,加上丁巳复辟的失败,得到最重要的知识,就是洋人的可贵。“成功”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得到英国朱尔典好感的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把政权从隆裕的手里接了过来。失败后得以保全的例子那就更多了。善耆和溥伟起事失败,跑进旅顺大连,就变成安然无事;黎元洪在辫子兵的威胁下,辫子兵的大师在讨逆军的威胁下,先后跑进了外国使馆,也都变成安然无事。在北洋系未分裂前,眼光还放在北洋领袖们身上的王公大臣们,现在都明白了比北洋领袖和任何督军更有力量的还是洋人;和洋人拉好关系是进可以取,退可以守,这是王公大臣们一致的意见。在这一致的基础上,他们才给我请了英国的师傅,准备把我训练成一个可以直接和洋人发生接触的人,这样至少在我成年之前,“卧薪尝胆”之后,我可以像他们放在靠近洋人的地方的其他珍宝一样,必要时得到保险。
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福祸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一九一九)的下半年,紫禁城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有了并非泛泛之交。第一个交际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阅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馈赠张作霖,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铭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麟阁、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张景惠、张宗昌被赏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我父亲特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他和张景惠在这里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又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有一个外国记者向在野的黎元洪问起这件事,黎元洪说:“迟早会又闹出这个复辟来,但是成功不了。”可见这是公开的传说。我在这时和张勋复辟那时不同,可以听到较多的消息了。除了报纸,师傅们给了我较前更多的新闻。不过,陈宝琛师傅透露给我的消息不如庄士敦的多了。庄士敦师傅曾把外国报上的消息告诉过我,其中有一段他后来写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这是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近来在此间人士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和军事领导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因为我记得他同时还讲过一些比这个消息晚得多的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这些消息我从中文报纸上也看到过一些(上海报为多)。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条消息是最先使我从心底出现了欣喜之情,同时也让我得以理解,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也夹在王公大臣之间来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
但正当我刚刚有点明白,刚刚对张作霖有了热情的时候,昨天还合作着的直奉两系,突然也发生了摩擦,开起火来了。结果是奉军失利,又跑到山海关外去了。
奉军败走,徐世昌接着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又二次当了总统。在这次政局变动中,紫禁城又发生了新的惊慌。这次和张勋复辟那次不同的,是已经有了像庄士敦这样可以起保险作用的人,王公大臣们就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了之后,回答说,英国公使馆可以给庄士敦个人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英国人又找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交涉好,必要时可以容纳皇室其他的人去避难。这样安排好了,后来却没有出现那种必要的情况。这里有一事件值得一说。在奉军败走,徐世昌下台之后不久,我由于种种的不安和其他后来要谈到的原因,忽然又请求庄士敦,立即带我出洋,并且叫他预备好汽车接我,我打算不征求王公大臣们的同意就离开这里。我这个请求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这位英国师傅被这意外的事情弄得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地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到,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受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