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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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荣宗敬只是一名商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虽不至于犯糊涂，但他关心更多的是企业，因此当机会灵光闪现的时候，他会本能地抓住，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荣宗敬回过味来，匆忙乘船逃往香港。
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来说，半生事业被毁已是人生悲剧，加上恐吓、劳累，抵达香港不久荣宗敬即染病住院。1938年2月10日，这个一生要强的商人因脑溢血停止呼吸，弥留之际勉力呼喊：“申新复业！”
未来去往何处？
毫无疑问，复兴重担落到荣德生肩上。
荣德生身在汉口，却一刻未放下上海。荣宗敬去世后，荣氏企业在上海群龙无首，倘若形势不利，极有可能落于外人之手。
荣德生紧急写信安排三新总公司人事： 荣鸿元、荣伟仁任经理，荣鸿三、荣尔仁为协理。荣鸿元、荣鸿三为荣宗敬之子，而荣伟任、荣尔仁是荣德生长子和次子，这样安排，既能体现长房、次房之别，又可结合个人所长，各行其是，显然用意颇深。荣鸿元、荣鸿三与荣伟仁、荣尔仁一样，都是“仁字辈”，荣鸿元又名荣溥仁，荣鸿三又名荣辅仁。
待局面稳定，1938年6月，荣德生赴香港治病，尔后返上海，居幕后，静观时局。
此后三年，荣氏企业波折不断。上海、无锡申新8家工厂，以“合作办厂”名义被日商掌控，实际上已纳入日军的战时经济体系。而幸存公共租界的申二、申九在荣家管理下生产兴旺，获利不减，引得日商垂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军寻衅滋事，绑架申九经理，企图吞并该厂，被荣德生识破。
意识到复兴三新财团尚需时日，荣德生在1941年建立天元实业公司，自开一局。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分5000股，荣德生持1000股，其余股份归儿子和女婿所有，→文¤人··书·¤·屋←独立于三新公司天元实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分5000股，每股1万元，荣德生持1000股，荣伟仁、荣尔仁各1000股，荣鸿仁、荣毅仁、荣研仁各500股，女婿李国伟、唐熊源、顾鼎吉、宋美扬、李冀曜各100股。，经营进出口业务，但只在无锡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上海开办开源机器厂，并无多大建树。
另一方面，长房一门的荣鸿元、荣鸿三兄弟为安稳起见，做起房地产。此二人继承了父亲荣宗敬的资本运作手段，先以固定资产抵押，趁战乱地价贬值之机，大肆跑马圈地，先后开办三新银行、建造纱厂厂基和私人花园。每当购入新地块，便以此为抵押贷款购地，如此滚动发展，坐收地皮升值之利，获益之丰厚，远超面粉、棉纱事业所得，生活亦极为奢靡。
荣德生一门，长子荣伟仁最先崭露头角，却因过于劳累，英年早逝，次子荣尔仁顺理成章地脱颖而出。
1943年，战局日益明朗，荣尔仁＇文＇被派往＇人＇重庆，联系＇书＇国民＇屋＇政府，恢复三新总公司。完成这项任务后，荣尔仁随之得到三新总公司总经理之位，在名义上成为家族掌舵者。由于采取行之有效的战时策略，幸存的荣氏企业成为“印钞机”，在物资急缺的背景下为荣氏带来丰厚的利润，还清贷款之余，还有盈余发展新业。
荣尔仁踌躇满志地提出“大申新计划”，不仅振兴面粉、棉纱事业，更要将触角伸至水泥领域。不料此举招致大股东荣鸿元、姐夫李国伟等人反对。荣鸿元与宋子文相近，不甘心让荣尔仁做大，利用宋氏做靠山，极力反对荣尔仁，试图将三新总公司重收于名下。而李国伟主掌内迁企业申四，因经营有方，收复众多亏损企业，实际上已发展为独立系统，也不愿听从荣尔仁摆布。李国伟是荣德生长婿，在汉口筹办申四、福五，后一直担任两厂经理。抗战爆发后，李国伟将两厂内迁至重庆，又在宝鸡、成都、天水等地设分厂，开办铁厂、造纸厂、毛纺厂、陶瓷厂。抗战结束时，申四、福五已发展成独立的企业群，成为荣氏企业三大系统之一。与此同时，李国伟强行注资，增大申四、福五的持股比例，冲淡荣氏股份，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这也为其反对荣尔仁的“大申新计划”提供了底气。最终，由于意见难合，操作难度过大，雷声大雨点小的“大申新计划”流于破产。
表面看来，三新总公司恢复了战前声势，但不难发现，荣氏家族早已在灵魂人物荣宗敬去世后分崩离析。第二代青年才俊正当年华，互不服气，只是碍于荣德生颜面，才不致公然决裂。“大申新计划”破灭后，荣鸿元排挤荣尔仁，设法入主三新总公司，控制申新一、六、七、九厂。荣德生管辖申新二、三、五厂以及茂新一、二、三、四厂等企业。李国伟控制申四、福五系统。荣氏企业实际上分裂为三大体系。但是，荣家抵抗灾难的能力却因此大打折扣，甚至给了外人破门而入的便利。
备受倾轧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乘专车到总公司上班，行至弄堂口时被埋伏在此的匪徒劫持。
劫匪将荣德生藏至曹家渡一处破旧的石库门内，随后向荣家开价100万美元，称“不达此数，不得生还”。荣家拿不出如此巨款，几经协调，减半交易。谁知半路蹊跷遭遇上海警方追查，截获50万美元，后经荣家陈情放还。交赎金后，荣德生安然回家。三日之后，警方即宣布破获此案。此案震惊沪上，在整个过程中上海警署形迹可疑，坊间传言乃是官匪同谋，悬疑未决。
破案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将50万美元中的13万发还荣家，其余被扣。次日，警备司令部即派人到申新公司索取“破案酬金”，荣家不得不奉上十几万美元，共费60万美元，荣德生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滩，绑架案一度盛行。荣德生被劫前后，先后曾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绑架案，巨商大贾，人人自危。倘若仔细推敲，几乎每笔绑架案的背后，都隐约有官方势力作祟。可见，当时社会之混乱，商人犹如案上鱼肉，任人宰割。
荣德生安然回家后，各种威胁、勒索电话、信件纷至沓来，持续两年之久。最终，因不堪忍受高压，六子荣纪仁在1949年开枪自杀。荣德生晚年丧子，更添悲愤，直至被“荣鸿元事件”冲淡。
1948年9月4日，国民政府以荣鸿元私套外汇、囤积居奇为由将其逮捕，轰动上海滩。
几个月前，荣鸿元与上海盛亨洋行签订合同，购买印度棉花1500包，首付定金18万港币，等日后产品销售后付清余款。因事出紧急，荣鸿元发信命驻港代表购买港币，不料此信被警备部查获，稽查处处长张亚民以私套外汇为名，向荣鸿元敲诈勒索，得逞后将此案搁置。
是年8月，蒋经国在上海开展“打虎行动”，企图整肃经济环境，挽救国民党风雨飘摇的统治。因与一桩贪污案有关，张亚民被枪决，并牵扯出荣鸿元一案，蒋经国趁机向荣家开刀。
因法币急遽贬值，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民间用金、银、外币兑换。荣鸿元购买港币刚好撞到枪口上，“打虎队”以此为例，杀鸡儆猴，营造紧张气氛。一时间，上海滩人人自危，纷纷将所持金、银、外币兑换为金圆券。荣鸿三甚至将多年收集的各国钞票和金银币交出，兑换纸币。
众所周知，金、银币价值最稳，外币次之，每逢时局变故，纸币贬值，金、银币及外币却可保值、升值。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百姓居然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无非保命，而当权者借整顿经济之机，用虚妄的纸币换得真金白银，实现变相敛财的目的。
为救荣鸿元，荣家人四处奔波，不惜层层贿赂，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最终于1948年11月将其保释出狱。经此一案，荣鸿元心灰意冷，将资金、财产转移到香港，当年底即远赴香港。后来，荣鸿元辗转至巴西重操旧业，经营面粉、棉纱生意，在当地商界颇有名望，却从未归国。
山雨欲来风满楼，荣鸿元“私套外汇事件”昭示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事后，荣德生记录下当时的社会情景：“侄之不慎，法之不法，可悲亦复可恨？天下之乱，从此始矣！”祸不单行，是年年底，荣德生三子荣伊仁因飞机失事身亡，又是一次打击。两年间，亲历绑票案和侄子入狱，在权力倾轧下，多年来的所有努力如此不堪一击，这位73岁的老人心中有着怎样的郁结？
世殊时异，1948年，荣宗敬去世十年，荣氏复兴失败，未来成谜，不知漂向何方。
第四章 抉择
引言
1949年，荣氏家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均走到关键的路口。
形势日益明朗，国民政府仓皇逃往台湾，大批商人随波逐流，席卷钱财四处奔命，荣氏一族数百人迁往海外。荣毅仁幸免法院提审，但摆在前面的问题并不轻松，何去何从，迷惘渐生。
与其说重振家族事业的雄心令荣毅仁心生留意，不如说新政府的和善态度打动他。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他年迈的父亲荣德生更是放话“决不离沪”。父子二人的这个选择在冥冥之中注定了荣氏企业的命运。此后，荣毅仁的一系列选择看似身不由己，其实都包含着明显的个人倾向。
如果说荣氏最初还有“委曲求全”之意，那么1959年主动北上到纺织工业部就职，就显示出时间对个人心态造成的微妙改变。选择政途的荣毅仁发现一条实践产业梦想的阳关大道，在半个世纪之后将国产棉纱重新打入西方市场。于是，我们知道，他本质上始终还是一名商人。
军粉霉烂案
更让荣德生揪心的是，四子荣毅仁被卷入“军粉霉烂案”，被国民党政府告上法庭，名誉折损，前途未卜。
出生于1916年的荣毅仁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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