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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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壮年劳力出去打工差不多是惟一的办法,于是,务工家庭的比例一两年之内就从20%蹿升至80%。务工的务工,上学的上学,最近几个夏秋时节,户籍一百多人的强家坝合作社只剩下二十来人,老年人和抱病在家的妇女会说:“只留下我们这种没用的人。”
地震重建驱动的打工潮,带有些许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却如同开闸放出的水流,很难逆转。
田地·工地
罗彦彩把10平米的堂屋改成杂货铺,为河坝上的三十几户新家庭服务。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进了几十双仿军用的胶底鞋,因为“种田的时候都穿它”,可是到了油菜花开放的时候,那些胶底鞋仍堆积在货架上,在只有一个柜台的小屋里很是醒目。46岁的罗彦彩有点懊恼,他忘了他的乡邻正以多么快的速度告别农耕。
河坝上的留守妇女通常在屋后保留一分左右的地,种几行卷心菜、几行小葱,仅此而已。何廷学的院子里飘出酒糟的气味,闲聊中得知,用来酿酒的苞谷都是买来的,自家已经不种了。种地太累,浇水,施肥,都要往大山上扛,远不止一个村民发出这样的感慨。由于缺少技能,母家河村的外出务工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在工地当小工都要比种地轻松一些,而山里开垦的农田土层薄,土质差,庄稼“不肯长”,同样是付出一年汗水,打工能带来三两万甚至更多的收益,留在土地上仅仅可以填饱肚子。
那天早晨8点,我被家猪的哀嚎惊醒,出去时看到它在地上最后扭动了几下。刚刚腊月初二,何明富家就急切地完成了这项春节例行事务,拌猪食的苞谷用光了,只好“率先”杀掉。这也将是何明富养的最后一头家猪,决定也与苞谷有关——年纪大,关节又痛,没力气栽种大片庄稼。除了屠户,那天还来了十多个壮劳力,把那间已成危房的祖屋拆了。它是何明富的曾祖父盖的,寿数超过一百年,被烟火熏烤出的焦黑几乎渗进了黄土墙面。
何家山上超过60岁的老人有十多位,聊完体力的衰退以及面对的各种疾病,他们大多会补充一句:明年的地要少种一点喽。
何启田拄着拐棍放羊的时候,经常路过何明德家,偶尔会坐下聊聊。他辈分更大,也年长几岁,妻子过世,儿女很少回来,于是言谈中多有对老年生活的叹息。何启田的山羊3岁了,再不卖掉就过了最佳时间,不值钱了,“实在没人买就自己吃,以后不再养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买主,就此结束了放羊生涯。946元,老人很认真地数着钱,连个位数的零头都没有抹去。
红事·白事
大约是请教了同一个阴阳先生的缘故吧,山乡里结婚、定亲、满月酒、房屋上梁(新房已改为上顶)的日子总是很集中,加之村里人员比较全的时段很短,大抵是腊月的后半月和正月的前半月,大家都愿意在此期间操办喜庆之事。在那几个被选定的良辰吉日,河坝上、高山上,礼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间形成特有的悠长回响。很多人要在同一天赶两到三个酒席,假如无法分身,礼金还是要带到的。早些年,村民手里没多少现金,随礼会带上布匹、公鸡等物品,如今已非常少见。一位妻子患病、无法出远门务工的何姓村民说,不打工挣钱,“人情费”都拿不出。
当地人告诉我,现在婚礼一类红事的规矩已经改变很多,白事的改变相对少一些。家中有成年人亡故,按礼俗须操办长达3天的丧事,通常要请阴阳先生及鸣锣人,彻夜念经,超度亡灵,在“开吊”这天办酒席,接受邻里亲朋的随礼。
无论红事白事,都是乡邻间盛大的聚会场合,亲近的邻居和亲朋要贡献的包括自家的条凳、木桌、餐具以及人手。在母家河村,两百多户之间几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酒宴的规模难免超过百人甚至更多,场地受限的,就办成了流水席。康县人把自酿的粮食酒称为“二脑壳”,后劲较大,乡邻间很少拼酒的传统,他们更愿意在酒桌上交换信息与感受。除了家长里短,外出务工也是重要的话题,比如你那边干活累不累,有没有休息日,工钱多少,怎么结算,有没有拖欠工钱。当那些外出务工者回到夹杂着陕、川、甘三省特征的方言之中,回到花椒味儿浓重的土菜的香气中,神情中透着一股生命舒展开来的惬意。
虽然已经62岁了,何明德还是经常要去邻居家帮忙,既有红事白事,也有杀猪、修屋一类。村委会主任母云庆说,以往都种地的时候,需要各家之间共享生产资料,也需要协同劳动,这也是“合作社”的意义所在,现在协同劳作没必要了,遇到大事相互帮忙的做法还是得保留,“肯定要去帮忙,自己家有事时,也是需要大家伸手的。”
大家·小家
腊月的母家河,“新货郎”的身影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开着皮卡、面包或农用三轮车,支起的喇叭播放着叫卖声以及《小苹果》这种流行歌曲,在河坝上走走停停,售卖着果蔬、糖茶、被褥等商品,喧闹之极。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不再有卖年货的车开来,班车也停运了,除了少数几个遇到特殊情况,能返乡的外出务工者都回来了。
某种意义上,家乡对40岁的何廷武而言是一个伤心地,两年前,他参与一种叫“翻饼子”的赌博,一周时间输掉了十多万,他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债主不停追债,普通的乡邻见面时也态度冷淡,害怕他借钱似的。何廷武很快走上打工之路,赚钱还债,“想过春节不回来,担心心里别扭。”但他还是回来了,西北人故土观念浓重,春节团圆是他们格外在乎的。
乡亲毕竟是乡亲,春节的气氛慢慢平复了何廷武的怨气。正月初二的下午,何廷武所在的强家坝社有一场家庭聚餐,他接受了邀请。场面还真不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十四五个家庭各出代表,带着自家炒的菜、酿的酒,你若不把每家斟上的酒都尝尝,就像欠了天大的人情。这是传统的过年方式,称为“团年”。
母云庆告诉我,以往的团年,多是以合作社为单位,各家即使不是全部出席,至少会派个代表。记忆中,团年几乎从大年三十儿闹到正月十五,乡邻们竞相发出邀请,“现在团年没那么热闹了,很多人回到小家庭了。”
强家坝社是按灾后新农村的规划图重建的,28户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走动起来方便,团年的味道保留得更多一些。对岸的肖家坝是这几年才聚合的居住带,老习俗很难把新邻居招呼到一起。正月初三晚饭之后,三户邻居带着花生、糖果和小酒壶而来,围坐在何礼智家的茶炉间,家长里短地聊到半夜,算是过了个微型团年。
我还在腊月里参加了一次有趣的杀猪酒席,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从早晨7点忙碌到下午两点,共宰杀了4头家猪,太阳快下山了,四大塑料盆猪肉炖萝卜一起端上来,二十多个人像一个评审团,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谁家的猪味道更好。这种差别,我没品尝出来,只是可以确认,这是地地道道的乡村的年味儿。
聚合·分手
冬季里,河坝上居住的人们闲暇时间不少,“来,烤火”是最常听到的招呼声,就如同男人们见面总要递烟。许多人家喜欢把火盆摆在门口,家人或邻居围着一盆炭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其中自然少不了蜚短流长。妇女们烤火、聊天的同时,喜欢拿一对细针,用毛线织一种保暖鞋的鞋帮,然后与买来的橡胶鞋底缝在一起。沿街走动,到处是叽叽喳喳的声音和上下翻飞的手指,有的女人一个腊月就织了十多双,而且春暖花开也未见停歇。织鞋帮属于生活所需,却也不尽然,它多少透露出大把时光无处打发的寂寥。
丈夫务工、妻子留守的现象在河坝上极为普遍,家庭长期不完整,伤害的绝不仅是孩子的心灵,对于婚姻关系也是不小的威胁。正月十三那天,东风小客车经过母家河村,一位打扮时髦、戴着耳机用微信对话的年轻女子下了班车,被家人接上一辆橙色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沿土路开进山里。从交头接耳的乡邻那里得知,年轻女子在城里打工,这次回来要摆酒席定亲,但不是第一次,其与原配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在第一段婚姻里,先是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便在本地感情出轨,其情人正是这次定亲的男主角。
这种打工导致的情变每年都不止一例。
何家山上一位老人的女儿,在附近金矿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不久与矿上男性传出绯闻,丈夫不肯原谅她,二人抛下两个儿子,分别离家而去,孩子的母亲好几年都没有回来。
河坝上一对同居多年的准夫妻,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经常与邻里打牌,关于她与人有染的风言风语传了出去,男人回家之后开始报复,见她与其他男性闲聊、开玩笑,回家以后就会动粗。
我在乡中学体验生活期间发现,父母感情破裂导致孩子心灵的创伤,往往比留守本身严重得多,更不要说二者的叠加。一位六年级女孩的父母正在闹离婚,她平日里显得比谁都嘻嘻哈哈,当同学说了一句“你妈要走了”,女孩当即大放悲声,持续了足足20分钟。
打工而生情变的例子一多起来,夫妻间的猜忌跟着泛滥。在留守女性看来,假如外出务工的丈夫没有带回多少钱,就是感情出轨的证据。出门的丈夫也无法安心,一个在工地打工的青年告诉我,工程队里有的人天天给妻子打电话,察看对方状况,“可是有什么用呢?”
春节的短时间团聚,对于有矛盾的夫妻是微妙的契机,有的因为相聚而亲情加持,也有的相见之后反而引爆冲突。假期是家长里短最有市场的时候,一些男人刚过完年就赶紧卷起行李,出门找活儿——受不了四处飘散的闲话。某位村民告诉我:“有时与别的村、别的乡的人遇到,他说你们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