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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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的研究，往往被说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时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发生影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在强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负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给；而在进步的高级阶段，他们谆谆教导对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迫对老弱的人有时对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残忍的屠杀。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了保持开拓殖民地的力量，并且因为战争的不断发生，市民人数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种公共力量的源泉；舆论鼓励结婚，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励：虽然，连那时有思想的人也觉得，如果要减轻父母的责任，相反的行动也许是必要的。在往后的时代里，正像罗雪尔所说的那样，国家应当鼓励人口增长的意见，就时盛时衰了。在英国都铎尔王朝最初两王的统治下，这种意见最为盛行；但在十六世纪期间，这种意见就减弱和改变了；
当废除了僧职的独身生活，和国家情况的稳定已对人口给与显著的刺激时，而同时牧羊场的增加，以及工业体系中僧院所建立的那一部分工业的瓦解，都减少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这种意见就开始衰落了。往后，人口的增长因生活舒适标准的提高而受到遏制，这种提高的效果就是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英国人民普遍采用小麦作为主要食物。在那时，甚至还有恐惧，认为人口实在是减少了，以后的研究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凯雷和威克斐尔德关于人口稠密的利益之论断，已为潘提预先说出一些了。蔡尔德也说：“凡是可以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国贫穷”，又说：“世界上文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多少是与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而不是与土地的肥瘠成正比的③。”在对法国的世界斗争达到顶点时，日益需要越来越多的军队，而制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使用新机械，统治阶级的偏见就非常赞成人口增加。这种意见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致皮特在1796年宣布，凡是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的人，享有国家补助的权利。在1806年军事紧急中所通过的一项条例，规定凡有嫡出的孩子两人以上的父亲，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但一当拿破仑被安稳地幽禁在圣赫勒拿岛上，这个条例就被废除了。
第二节 续前。
在整个这一时代里，在那些最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家强大，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国家的统治者无权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扩大国家的。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在法国，宫廷及其随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和军事上的光荣而牺牲人民幸福的这种冷酷的自私心，曾经引起了反抗。倘使重农主义者的仁慈的同情心，当时能够克服法国特权阶级的轻浮与苛刻，十八世纪大概就不会以骚乱和流血告终，在英国自由的进程就不会受到阻止，而进步的指针就会比现在向前推进至少一代了。实际上，当时对于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议，差不多未加注意，他抗议说：“一个人应当志在增加国民收入，而不应求人口的增加，因为，从优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较大的舒适之情况，比人口超过收入而经常处于迫切需要生活资料的情况，是可取的。”
亚当·斯密对人口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著作的时代，确是英国工人阶级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但他所说的确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论调上是现代的。他接受重农学说作为他的根据，而加以这样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个固定的和确定的数量，而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并且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他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暗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使他会预料到重农学说的第二个大限制，到了我们的时代，由于小麦从美洲的中心运到利物浦的运费，比它过去在美国国内的运费还少，这个限制就变为突出了。
十八世纪渐渐过去，直到终了，下一世纪开始了；年复一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更为凄惨。惊人的一连串的歉收，精疲力尽的战争，以及在工业方法上打破旧日束缚的变化，再加上不妥当的救贫法，就使得工人阶级陷于空前的最大困苦——至少是英国社会史上自有可靠记载以来的最大困苦。尤其是，善意的热心者，主要是在法国的影响下，提倡共产主义的办法，使人们能把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归之于社会。
这样，当募兵的军曹和劳动者的雇主需要会使人口增长的措施时，较有远见的人开始研究民族是否能够避免堕落的问题，如果人口像当时那样长久不断增加的话。在这些研究的人之中，主要的是马尔萨斯，他所著的《人口论》是关于这个问题一切近代理论的起点。
第三节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推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而这三个部分必须区别开来。第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供给。依靠对事实的细心研究，他证明了以下一点：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的民族，都是如此生育繁多，以致如果不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或其他原因——就是疾病、战争、杀婴儿，最后是自愿的节制——的遏制，则人口的增长就会是迅速和继续的。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劳动的需要。像第一部分一样，它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过是用一类不同的事实来证明。他证明，到他著作的时候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与罗马或威尼斯那样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它的领土上人口变为非常稠密之后，而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给。自然对人类工作所酬予的生产物，就是它对人口的有效需求：他又证明，到那时为止，已经稠密的人口之迅速增加，还没有引起这种需求的按比例的增加。
第三，他得出以下的结论：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也可能发生；人口的增长会受到贫困或某种其他困苦的遏制，除非用自愿的节制来阻止它。所以，他力劝人们采用这种自愿的节制，并且要过道德上纯洁的生活，力戒早婚。
他的关于人口供给的论点实质上仍然是有效的，在本章中只有这一部分与我们直接有关。形势的发展使人口学说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关于他的推论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上一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所发生的压力之倾向，估计过高了；马尔萨斯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的巨大进步，这不是他的过失，这种进步使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
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的事实，却使他的论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在形式上过时了；虽然实质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的确，除非在十九世纪末所实行的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大体上得到增大（在尚未完全变为文明的地方，这种遏制必然要改变形式），否则，盛行于西欧的舒适习惯，要推广于全世界，并维持好几百年，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加详论。
第四节 结婚率与人口出生率。
一个民族的人口增长，首先决定于自然增加，就是人口出生超过人口死亡之数；第二决定于移民。
人口出生数主要是看关于结婚的习惯而定，这种习惯的古代历史之中是充满经验教训的；但这里我们所研究的，不得不限于文明国家的结婚状况。
结婚的年龄随着气候而不同。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生育很早开始，也很早停止，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生育开始较迟，也较迟停止；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结婚延迟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结婚年龄以上的时间愈长，人口出生率就愈低；当然，妻子的年龄在这方面比丈夫的年龄重要得多。假定气候没有变化，则平均结婚年龄主要是看年轻人能够自立和按照他们的朋友与相识的人之中所通行的舒适标准以维持家庭的难易而定，所以，平均结婚年龄对于身分不同的人也就不同了。
在中等阶级中，一个人的收入在他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很少达到最大限度；抚养孩子的费用很大，而且要持续许多年。
技术工人除非升到负责的地位，否则，在二十一岁时他的收入差不多是最大的了，但在二十一岁之前，他却赚得不多：他的孩子在大约十五岁之前，对他可能是很大的负担；除非他将孩子送入工厂做工，使他们在很年幼时就能自己谋生；最后，不熟练的劳动者在十八岁时差不多就赚到最大的工资；同时，他的孩子在很年幼时就开始自己维持生活了。结果，平均结婚年龄在中等阶级中最高，在技术工人中次之，而在不熟练的劳动者之中最低。
不熟练的劳动者，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具有在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能力；这就是在六百年中增加一百万倍，在一千二百年中增加一万亿倍，他们表现出来的低于这种能力的增加，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所以，可从演绎上推知，不熟练的劳动者之增加，从来没有不加遏制地长时间继续下去。这一推论被一切历史的教训所证实。在中世纪的整个欧洲，甚至在现在欧洲某些地方，未婚的不熟练的劳动者通常住宿在田舍内，或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已婚的夫妇通常需要自己住的房屋：当一个乡村能雇用尽可能多的工人时，房屋之数却没有增加，年轻人不得不尽可能地等待了。
即使现在，在欧洲许多地方，风俗还具有法律的力量，不许一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儿子结婚；结婚的儿子通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