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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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曾揭示北京的普通市民中亦多是大大小小的“官迷”。
但罗大佑的那句“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的感慨，却说的是这座城市的官味。“官”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透进每天最寻常的生活点滴中，即所谓无处不在。
“弼马温”耍威风
易中天认为北京人的霸气，“说穿了就是官气”。
什么又是“官气”呢？“官气就是骄虚之气。骄，因为是官，高人一等；虚，则多因底气不足。为什么底气不足因为官们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饭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头上这顶乌纱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须摆谱。比方说，出门时鸣锣开道，打出‘严肃回避’的牌子等等。”
放到京城里某些“弼马温”的身上，就演变成了“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恶声恶气。这一点，台湾人龙应台深有体会，她还为此专门撰写《吵架》一文，该文最早发表于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的“笔会”版。原文摘选如下：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将全文转载，立刻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说：“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他还提到了“顾客是上帝”的口号，“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
对于这种想当街坊、朋友的观点，易中天爽快地否决了：“没门儿！”
为什么？
“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即便不算什么大官，甚至连芝麻绿豆官都算不上，但她有权。“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嘛，‘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而且，她肯定要凶，不凶的话，一个小小“弼马温”如何现出自己是个人物呢？这真正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啊，上海男人》（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这本书一共四辑，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辑的核心，《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辑的核心，而北京这一辑的核心却是《吵架》。
从官气到痞气
有句话说：“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小地方人，都是下级。”即所谓的“长安的和尚，潼关的将”。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见官高三级”。
网上有观点认为：新北京“爷文化”保留了胡同文化的特点，但是却掺杂了浓重的官气，添加了一些政治元素。
用网友老肖的话来说：“其实爷文化也是官文化，不然怎么有官老爷的说法呢。北京人的官气不仅表现在当官的身上也表现在老百姓身上，你随便和一北京人聊天，都会感觉他们从动作到语气透着一种自上而下的关切：拍拍人肩膀然后说：哥们儿，有什么事言语一声啊！爷们说话喜欢总结归纳，好为人指点迷津，着调不着调架势要有，办事总是慢悠悠的绝不小跑……没办法，全国的部委官员都在这混，北京人耳濡目染也就成今天这样了。”
北京的售货员、服务员虽说不是官，但就是这么巧，他们是“北京的”售货员和服务员，所以不但是“官商”，而且还是“京官”的“官”。
用易中天的话说，就是“官气流落到市井，就变成了痞气”。
痞气“也是骄虚之气，只不过骄不足而虚有余。因为痞子比官员更没有资格骄人。但为面子故，又不能不骄。结果，摆谱就变成了耍赖”。正如龙应台在日坛市场遇到的小贩（《吵架》）：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市井小民的痞气了。而且，“这种蛮横无理心理内容也是一样的，即都是因处于权力中心而产生的对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视：你算老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又能怎么着？如果你不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直接表现为霸道；如果你还真能怎么着，这种蔑视就会转化为赖皮。不要以为耍赖就是服输。它的深层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我连自己都不放在眼里了，你又算什么东西？”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然而，不管痞气也好，爷脾气也罢，北京人的这副德性就是不招人待见。也因为其身处首都这样的中心位置，而引起外省人更多的愤懑。鉴于此，早有专家、媒体大声呼吁，北京人必须改掉这种“爷脾气”，否则将“不利于北京的发展建设”。这个帽子扣大了，但仔细想想，难道没道理吗？
于是，北京市商务局在2006年11月30日公布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员工行为礼仪规范（试行）》，禁止商业零售业服务人员乱发“爷”脾气，如不得有不耐烦情绪，严禁用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扫视顾客等——这套礼仪规范倒是列得细致，但其中关于“轻蔑或审视的眼光”，您想想这得在服务业有多大的普遍性和普及率，才能被正儿八经地“规范更正”呢？
全国人民眼瞅着北京人当了这么多年“爷”，终于想到要改一改了。只是光明网的记者针对这一“好消息”仍然止不住发了一通牢骚：“来北京创业的，先要把舌头拐个弯儿，把北京话说溜了，才好在北京街头混，如果不是北京创业者而是游客，那也得装得像个北京人儿，下了火车飞机，立即把舌头�
